张晓舟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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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1--00:13: 我看见了你的坏笑 (chan 2090290)

数月前旧文，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专栏


温州之殇，催生了一个流行语：中产之怒。动车灾难触痛了很多从来不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中产人士，于是不少知识分子乐观预言，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挺身而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改变体制。然而，中产阶级在中国远远不够壮大，因为悖论是：他们要壮大，就必须先依附于体制，而至少目前他们依附体制的本能要远大于改变体制的动力。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挺身而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移民。

没错，在三聚氰胺之后，在郭美美红十字之后，在动车灾难之后，紧随“中产之怒”而来的流行语是：移民。

不用扯到那些天怒神咒的国家大事，连小学入学这种小事，也足以让人万念俱灰。我的朋友老韩在江苏一个小城，儿子要上小学了，就近找了一个学校，校方要他选择：有两个班，学费高的班有外教，有更多课外辅导内容，而且教室有空调，收费低的当然没有这些。也就是说，如今不单有所谓贵族学校，而且有贵族班，或者不如说：空调班。这个穷凶极恶的社会已经从六岁开始便给人划分阶级成分了：对空气进行再分配，以汗水的多寡对人进行划分。没有比这更彻底更活学活用的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教育了，只不过被颠倒的世界又被重新颠倒过来，在老师指挥他们高唱红歌的时候，我很好奇汗水班的小朋友会不会产生踏平空调班的革命冲动。老韩也希望儿子有外教，以他的中产家底，再高的学费也无所谓，可是作为一个朴素的知识分子，他又觉得理应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给他支招：飞机有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三种，你问问那傻逼学校能不能弄个至尊vip班，如果有老师给学生按摩捏脚的服务，那就让你儿子上头等舱去。他颓了——“那我还不如直接把他送去国外呢！”

我的另一个朋友阿d，最近更是成天探讨移民大计。他不到四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刚出了书，在文学大道撒腿狂奔跑得正欢，再说他英语很烂，移民去加拿大能干嘛——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和老婆孩子一起抱着羊们狂吮无毒奶水，岁月静好如宝贝安妮？他越是滔滔不绝地仿佛真要立马和祖国一刀两断，我越是清楚他不会走，他只是不可自拔地迷上了”移民“这个概念，把这个概念当成兴奋剂或解酒药。

另一个朋友魏寒枫，八年前因为英国一个足球教练说了句”我不明白中国女人那么丑，为什么中国人口还那么多“，他就气得在报纸头版写致英国大使馆的公开信，要求人家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可现在，在微博上他居然会愤怒地问：谁能帮我找个汉奸的工作干干？

然而这号人即便真移民了，也会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一边狂吮羊奶子一边上新浪微博，一边岁月静好一边狼烟四起，在网络上，祖国苍生依旧会追得他们屁滚尿流，愤怒依旧会像野草疯长，内心深处噩梦的狼群，依旧会吃光他们的羊。

他们并没有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很多知识分子实际上如今也成了中产阶级既得利益者，这样一来，他们在抨击中产阶级，怒其不争的时候，也很容易一巴掌打到自己脸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容易在使命感和原罪感之间摇摆。

但谁也没逼着你非要成天在微博上背着这个国家——就像螳螂背着一节车厢——匍匐前进，太阳没有国籍，月亮照的也不仅仅是神州，自由，可以是一枚四海通用的钱币。

阿d和魏寒枫都曾经做过媒体，作为铁杆球迷，他们和我一样痴迷于梅西和勒布朗詹姆斯纯粹的体育之美。当然，我也喜欢姚明和李娜。不过显然这种喜欢不是那么纯粹，我的意思是，姚明和李娜毕竟不属于那类神一样的天才运动员。那喜欢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同胞吗？

是，但又不仅仅是。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某种中国人罕有的自由气质，远离悲情和苦逼的，快乐精神。

请原谅我从移民扯到姚明。反正最近我被移民这个话题给烦透了。而姚明，刚好从美帝那儿彻底回到了祖国母亲怀抱，尽管有那么一些爱国人士，对于姚明女儿姚沁蕾没有生在中国这件事，曾经感到深深的蛋疼。

曾经刘翔也是如此阳光灿烂，不过当他出现在大运会开幕式，给人感觉却像是一个满脸坎坷的留级生——我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只是觉得他变得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成熟得近乎凋落，稳重得稍嫌沉重。或许刘翔仍然可以在伦敦奥运最后一搏夺回荣耀，但他早已经从一个阳光少年变成悲剧英雄，并正在向团支书和英模转型。

中国体育迄今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三个自由万岁的瞬间：一是2004年奥运会刘翔身披国旗跳上领奖台；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全场观众高呼李娜加油，嫌观众干扰比赛的李娜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胆举动：她要观众闭嘴！三是姚明退役新闻发布会，他非但没有任何悲情，反而带着一丝满不在乎的顽皮语调念他的告别宣言，甚至带着一丝姚明式的坏笑。

”大家就等着看我哭呢，我感冒鼻子不舒服，他们就会写姚明抽泣了“。在退役之后没几天，姚明和我坐在北京一所职业中专学校的办公室聊天。他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对他今后的命运充满好奇，没想到直到他退役，我们才有机会认识，而他后来的成长和成熟，远远超出我所料，我指的主要不是竞技成就，而是他的智商。

姚明知道我几乎只关注足球，见面就问我足球那边怎么样了能去奥运会吗，我说早就去不了了，”听说让老挝一上来就进了俩？“我说是啊，中国跟老挝正亚洲德比巅峰对决呢。

另一边厢，王濛和领队助教也有一场巅峰对决。从小填鸭式教育密封式管理的举国体制，最终反而打开潘多拉之盒，从小缺乏正常教育和自由成长空间的运动员，反而容易矫枉过正，用违纪来进行报复性补偿，当你把运动员当成金牌机器，就别怪他们有朝一日突然人性大爆发，对这个机器制造厂乱砸一气。腐败，兴奋剂......中国式社会酱缸再次通过体育发臭，王濛先是威胁要开新闻发布会大爆黑幕，后是妥协道歉等待招安，中国式处事逻辑再次通过体育来演示：对体制的叛逆冲动，最终总是在利益的驱动和自保的考量下逐渐平息，并重新归附于体制。

中国人的狠，和，中国人的忍，像一张打肿了的脸上的，两个鼻孔，狠狠喷出去的总会乖乖吸回来。

姚明对我怀有“戒心”，他一脸坏笑地盯着我：”你可是张晓舟啊，我知道你犀利，你别老把我往那儿引啊“。他当心我把他当作棋子，拿他去炮打司令部。我问他美国对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说是”嘴巴大了，敢说话了“，”但现在回来了，嘴巴得收一收了。“

然而他一再强调，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仍然是中国，是上海。他小时候的偶像有郎平李宁，有赖宁——这位救火少年的英雄事迹最近遭到质疑——当然也有变形金刚。在去nba之前，他是一个有时会无所顾忌地泡在网吧的游戏高手。姚明告诉我一个成长的奥妙：“我17岁之前根本就没有专注于篮球，我的爱好是地理，天文，历史，还有考古。“正是这些爱好而不仅仅是篮球，塑造了我所见过的中国最聪明的运动员。

我让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一句话，先给他看齐达内写的，是”友谊万岁“，姚明立马说：”那我就写自由万岁！“我说太好啦，他一听反而谨慎了起来，最后写下：”生活大于体育。“

这句话本来算不上多么新奇，尤其对我这种老炮来说，但这几个稚拙的字，竟然一下触动了我，我忽然被姚明的快乐所打动，忽然想到，我似乎很久没见过这么快乐的中国人了。中国男人总是一过三十脸上的光彩就忽明忽暗乃至消失无影了，而此刻窗外烈日当头，姚明脸上虽灿烂平息，但坏笑依旧。

在《焦点访谈》关于姚明退役的节目中，杨毅说他有一次问姚明一个很俗的问题：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没想到得到了一个极其不谦虚的回答：100分。“因为我从来没有浪费过每一天。”姚明解释说。我更倾向于理解为：姚明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快乐。

我对韩寒的印象也是如此：一种快乐的能力。哪怕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也远不像上一代人那么苦大仇深。想到那些成天纠结于移不移民的朋友，那些成天以精英的身子骨与庸众在泥泞中扭打成一团的朋友，忽然想送给他们，也送给我自己一句话：生活大于政治。

忽然想到米兰·昆德拉一句老话：”没有写出来、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共产主义万岁！’，而是‘生活万岁！’”。又想到刚刚回到阔别二十几年的祖国的北岛，当年那著名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不要幻想自己成为英雄，更不要盼着别人为你去死，代表无力而卑微的你去成为英雄。你可以承受生活的伤害，但不要沦为受迫害妄想狂，你可以战斗，但不能只懂得扭打，最重要的不是中国加油，而是自由万岁。愤怒的方向应该是爱，而自由的境界，是笑，是坏笑。

当我把自己从中国历史的福尔马林标本瓶里捞起来，当我把自己从微博的泡菜坛子里像一根腌黄瓜一样捞起来，我愿意对着镜子刮干净胡子，并悍然贴上相宜本草四倍蚕丝面膜，哼一个左小祖咒的小曲送给镜中的自己：“小白脸，吃糖吧......






10/19/11--11:32: 牛逼闪闪的红星 (chan 2090290)

吾国文化仍然是秀才遇着兵的文化，说得萌一些，乃是秀才和兵一家亲的文化。

 

小小竹筏向东流，从李双江到李天一，从潘冬子到圣斗士，不管如何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牛逼闪闪的红星，依旧在祖国的夜空上，冲你我挤眉弄眼。

 

假如来一个由清一色官二代组成的红歌合唱团，我一定会哭着喊着买票去看。我们都知道李双江儿子的车上有把玩具冲锋枪，但媒体没有深挖更多的娱乐花边，比如我就很想知道：李天一的梦幻宝马车上都有什么唱片？他在开车的时候听的是什么音乐，该不会是老爹的红歌吧？我并不想去谴责一个十五岁的小屁孩，请原谅我的狭隘，我只想请他为《时尚先生》的宝马车迷推荐十大心水唱片而已。

 

塑造李天一的，究竟是老爹的红歌，还是老爹的级别？这个问题问得也不对，没有红歌，哪来级别？在和平年代，唱红歌也是可以当将军的，将军自然会为祖国文艺战线站好岗，但是且慢，李将军怎么让卫兵跑到医院病房站岗去了？纳税人出钱给你养卫兵，是为了保护革命艺术家和祖国文艺战线免遭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侵犯，而不是让你以公营私，掺合你儿子的私事。

 

吾国有好几十个部队歌舞团，二炮文工团，战友歌舞团，总政，海政，空政，以及李双江所在的军艺，还有话剧团，还有各大军区的歌舞团......堪称百团大战，裁军也裁不到他们头上。不知每年得花掉多少纳税人的钱，这么多人民币又能浇灌出几首人民爱听的红歌？借着革命年代几首红歌通吃到现在，您老人家除了“级别”还有什么可炫耀的？牛逼闪闪的红星，早已从天上落到阁下的肩章上。而大慷纳税人之慨也就罢了，凭什么还要纳税人陪你唱堂会？该送进红歌收容站红歌集中营的应该是李天一们 。

 

大约1980年左右，所有小屁孩都唱小小竹筏向东流的年代，我曾经跟着大人去看过一回人民歌唱家们的晚会。到底都有谁唱了如今实在记不得，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文化宫工作的叔叔讲的后台故事：说是在后台休息室，德艺双馨的歌唱家们充分发扬不浪费的革命精神，忙着瓜分几条进口香烟，夸张到猴急猴急地将整条香烟搁到膝盖上，一把掰成两半！此情此景让工作人员的崇敬之情顿时烟消云散，原来人民歌唱家也是人啊，他们不光要带领人民歌颂党和祖国，还要带领人民一块抽烟致富。

 

那是李天一们的第一桶金，是他们的革命前世。

 

当时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已经开始毒害大陆人民，李谷一的“黄色歌曲”（《乡恋》之类）也甚嚣尘上，相比之下，军旅歌唱家那时候根正苗红，正好主流和市场通吃，上天吃皇粮，下海捞外快，那才是红歌的黄金时代。

 

彼时那边厢，邓丽君倒也时常去“劳军”，凤飞飞更是时常一身军装，不过她们也没劳着劳着就劳成将军，始终还是个只能唱靡靡之音的苦命歌伶。高明骏赵传等人也唱过征兵歌，可也没有就此混成军队歌唱家，服过兵役后还是得乖乖去唱片公司混。陈志升原本是军队仪仗队吹管的，曾数次接受蒋经国检阅，可也没本事继续吹下去，只好退役走人，改名陈升，伪造履历混进流行乐坛，此人后来对军队文艺生涯念念不忘，成立了一个“新宝岛康乐队”在歌坛捣糨糊（“康乐队”就是部队里的小歌舞团）。陈升的共匪密友左小祖咒及其乐手李延亮李九君通通都当过兵，他敢不敢组一个“新中国文工团”啥的？

 

林强就更过分，九十年代初他本来如日中天向前走，地位相当于今日周杰伦，但他胆敢高唱《当兵好》讽刺国民党万恶的征兵制度，以这样的朋克姿态，不单与政治世界，也与娱乐世界一刀两断。不过《当兵好》居然也通过了审查，颇说明当时台湾在政治世界与娱乐世界之间，已经有缝隙被撬成窟窿。

 

这边厢，政治世界与娱乐世界之间，当然也有一些缝隙被不断撬出来，并且豁口越来越大。而同时，政治世界与娱乐世界也良性循环无缝切换。比如宋祖英和周杰伦的鸟巢那个“英伦组合”演唱会在两岸文化史上便极具象征意义，大陆主旋律加台湾流行，符号混搭天下通杀。时代文化精神分裂？不，金钱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金钱似乎足以治愈一切文化分裂症状，金钱似乎俨然成为两岸的普世价值。

 

宋祖英之后，还有谭晶，有汤灿......而以周鹏的资质，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晋升军旅歌后，但她摇身一变变成萨顶顶，蒙古啊西藏啊萨满啊梵文在电子音乐的搅拌下捣成一锅world music的浆糊，俨然成为世界音乐的中国代言人。有趣的是，萨顶顶依旧魂牵梦萦周鹏，八一那天她在微博上豪情万丈地庆祝建军节，这不能不说是情真意切的，只不过更有趣的是在网友一番诧异质疑之后她又删除了这条建军节表忠心的微博。萨顶顶是歌坛转型成功的典范，虽然我不喜欢她的音乐，但也得承认她的基本唱功和她的制作团队是多少达到国际流行指标的，不管如何做作，萨顶顶仍然堪称国内独一无二的音乐符号，但这个符号的独特性有赖于她与周鹏的一刀两断。怎知她骨子里，依旧是一个文艺女兵，依旧有一颗军旅歌后的红心？军旅歌手，快女评委，世界音乐东方妖姬，萨顶顶身上完美地杂拌了当今中国的三种文化：国家主旋律文化，流行文化，精心包装的仿古伪东方文化。一张靓丽的面孔，一把靓丽的声嗓，一颗空洞的心-———可以塞进各色玩意儿，但万物生，东方红，再怎么打扮得五颜六色，背后依旧是遮天蔽日的一块红布。

萨顶顶的符号意义，恰恰是暴露吾国当代文化的分裂。但这远远不是最有趣的分裂。

 

最有趣的是红黄大战——红歌汹涌，黄歌泛滥，吾国文化似乎从来没如此分裂如此虚伪。红与黄剑拔弩张山崩地裂，一一射中我们空洞的心。

 

这是在网上可以看到视频的“山歌十三香”：《一炮打你到天亮》，《风流小姨子》，《村姑戏帅哥》，《老表戏村姑》，《我家老婆万人迷》，《矮郎坑富婆》，《久闻小妹一枝花》，《自古美女爱英雄》《世上只有钞票亲》，《做梦讨老婆》，《火烧眉毛在眼前》，《晚上丢哥在花山》，《面对小妹不爱羞》。

 

2007年夏天在乌鲁木齐一个公园，我和吴吞一起观摩了一个来自西安的走穴歌舞团的演出。从头到尾主持人和演员全靠各种露骨的色情笑话来串场和活跃气氛，骚贱之至。但他们也会突然唱起红歌，最搞笑的是晚会最后，全体演员深情款款齐唱《同一首歌》，一副感谢国家感谢政府的庄严操性！——而刚刚男主持人还拿着一个巨大的塑料香蕉在开女演员“钩子”（屁股）的玩笑。

 

红歌滚滚，大概这个走穴歌舞团后来会紧跟形势，最后高唱亚克西什么的吧。

 

汪曾祺有一短文《螃蟹》，文末写：“螃蟹为什么要横着走呢？螃蟹的样子很凶恶，很奇怪，也很滑稽。凶恶和滑稽往往近似。”

 

请允许我信手拈来，用以形容这个红黄斑驳的河蟹社会。

 

（一个多月前旧文）

 




10/25/11--13:11: 一碗牛肉面的前世今生 (chan 2090290)

最近我去台北政治大学传媒学院上了一堂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课，课上发现台湾的90后对大陆了解极为有限，然而他们大多知道地沟油，甚至有的还知道城管，总之地沟油和城管看来远远比崔健有名。

主持这个“大众文化与流行音乐”课程的政大钟适芳老师指出“你们有地沟油，我们也有膨化剂呀。” 

有一次读到侯孝贤一个访谈，侯导说：“我还是会想起以前在城隍庙，打架打成流氓头领的日子，我觉得那才是男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女性以后会比男性强。但我怀念那个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样，彼此之间咬，准确、粗暴又直接。”

我在微博上转了他这段话，马上有台湾朋友跳出来控诉：为什么台湾男人现在越来越中性越来越娘？都是从小吃膨化剂吃出来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扯淡，我可以考虑写篇文章比较两岸音乐了：《地沟油老愤青与膨化剂小清新》。然而，台湾膨化剂食品早就攻占大陆市场，毒害大陆青少年应该比毒害台湾青少年为甚。而地沟油要在台湾谋求发展却很不容易，不只是因为台湾人口味偏淡，也不仅仅是人家道德水准高，最大的原因是台湾人的日常饮食标准实在太高，高到店家若想玩猫腻投机取巧，只能自取灭亡。

我的台湾美食之旅仰仗陈升带路。这位宝岛歌王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吃货和酒鬼，他带我吃过一顿惊世骇俗终身难忘的黑鲔鱼豪宴。然而黑鲔鱼只有南部的东港才盛产，并且只有每年五月才有，加上大量出口日本，一般台湾人不容易吃上，我不会把黑鲔鱼当成台湾美食代表，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状态和气质，体现在最普通的食物上：一碗姜母鸭，一碗土虱，一碗牛肉面......

陈升曾撰文宣称：“如果什么狗屁天王的名号和在自由自在的夜市吃一碗药炖土虱让我选，我情愿用一百个天王去换得一碗土虱。”

于是在台北、台中、高雄浩浩荡荡的小吃夜市上，我看到成千上万天王倒毙在一碗土虱或一碗牛肉面旁边，歪裂的嘴角淌着口水。

在台中的“中华夜市”，陈升遥指一望无际的成百上千家小吃竖起手指：“一共要吃7家！”但吃到第6家，我走路已经像企鹅了，升哥又大手一挥：“台中这样的小吃街一共有4条。”

难免有小吃摊老板和食客狐疑地盯着他――这张脸显然属于陈升，但一个老天王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廉价的小吃摊？――而陈升也会盯着对方，直到对方自觉没趣，他才施施然付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趿着人字拖鞋扬长而去。当然有时也有厨师会扑过来，让陈升在围裙上签名，这个吃货大笔一挥写下——“好好吃

后来我一个人去了台南，陈升说台南没有台中那样很集中的小吃街，很分散，得慢慢找。

到了台南我才明白：这个古朴的小城压根就不需要规划出什么小吃街美食街，因为全城遍地美食触目皆是，一天时间我吃了八顿：牛肉汤，羊肉汤，羊杂汤，虱目鱼肚，鸭肉羹，鳝鱼意面，鲜鱼汤，萝卜丝鱼饼，海胆粥......还有很多，实在没有多余胃可以去装。为了可以多吃几家，我甚至拒绝附送的米饭。我甚至庆幸天气酷热，令我得以走完一条街就换一种鲜榨混合水果饮料喝，最终有一种柠檬莲藕没喝到，引为台南之旅一大憾事。

台北最著名的吃，是最普通的牛肉面。这是令两岸人士百思难得其解的一件事，因为大陆并没有如此尊崇牛肉面的风气，台湾从前也没有，台湾本地人并没有狂吃牛肉面的传统，恐怕是四九年之后牛肉面才慢慢应运而生，较多的说法是源于眷村的大陆北方老兵，他们用简单的酱油卤汁浇上牛肉面来吃，后来牛肉面渐渐改良进化，俨然成了台北一个小小的城市图腾。 

有一次，陈升带路去吃牛肉面，不惜走很长的路，从重庆南路经过著名的“补习街”（这儿到处都是各类应试学校和家教辅导），在一个窄得不能再窄的巷口，我们占满了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牛肉面店，一共只有三张小桌子。店名曰“刘山东”，又铭曰“始于1951”。在这家山东老兵开的家庭小店，我吃到平生最棒的一碗牛肉面。“刘山东”墙上挂着马英九亲笔签名的奖状――原来马任市长时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台北牛肉面节，刘山东是比赛得奖的。后来我发现，很多牛肉面店都有马英九签名的奖状，没得奖的也有一张感谢状——市长大人感谢你支持和参加台北牛肉面节。 

台北是平民的，日常的，它当然也是快节奏的――但即使是牛肉面这样的“快餐”，也是老火靓汤慢慢熬出来的。台湾的味道，正在一个慢字。每个台北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牛肉面排行榜。据说有一家奢侈馆子一碗牛肉面卖几千台币，但那是孤例，仅限于满足有钱人猎奇心理。一百或一百多台币一碗的绝佳美味牛肉面比比皆是。

美食的平民性，在食品安全危机触目惊心的今日，是个绝佳的博士论文题目，怎么就没人写一部《一碗牛肉面的前世今生》呢？一碗牛肉面如何在四九年飘洋过海，被思乡心切的外省老兵发扬光大......最终沉淀，浓缩，熬制出台北的劲道。

九月份台湾屏东有两个大节，一个是“世界民谣音乐节”，一个是“世界猪脚节”---令人捧腹，奋蹄狂奔！

而咱这边，要做就大做大而无当的“国际美食节”，一玩就是满汉全席宫廷秘笈大国崛起，哪会在区区一个猪蹄或一碗牛肉面上小题大做？

咱这边已经越来越难吃到一碗好的牛肉面了。北京的牛肉面得打上“加州”二字似乎才名正言顺，更可笑的还有人在“加州牛肉面大王”前再加上“李先生”什么的，把加州唐人街搬到北京来。国产牛奶沦丧，国产牛肉面也沦丧，得贴一贴加州的商标才灵。肉价飞涨，我家门口那家“成都美食”，不单面和肉完全分离，也就是根本没有事先熬的牛肉汤，而只是一边煮面一边扔进牛肉，而且牛肉一片一片少下去，一点一点消瘦下去。有一天，当那碗牛肉面上面只晾了一小片孤苦伶仃薄如蝉翼的牛肉时，我忍无可忍地要求服务员把那片牛肉拿掉，“我宁可吃斋面，也不能让你们这么污辱牛肉面。”肉价飞涨只是原因之一，店家和厨师对于自己做的食物，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活儿，早已丧失基本的尊重。

“刘山东”只是台北无数小店中的一家，当然不能跟全聚德东来顺这样的国际名牌相比。若论美食文化，大陆自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始于1951年算个鸟，老子随便都能给你整出一套始于开元元年、始于万历十五年之类的深具人文精神兼民族气节的菜系出来。但在北京，始于1951年、地盘历经半个多世纪都没挪的小馆子能有几家？而台北比比皆是。老字号的沦亡，先是因为革命年代的动荡，后是因为开放时代的“城市规划”。一座随时随地拆迁的城市，是容不下一碗始于1951年的牛肉面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干什么都猴急猴急的社会，是没有心思慢慢熬一碗牛肉面的。

台湾学者张铁志，大概是民国文人的文章看得太多了，一来帝京便去前门凭吊，但是凭吊或默哀是可以的，想吃顿好的却不容易，他和女友兴致勃勃地进去全聚德朝圣，没想到那儿真是赶鸭子上架，摩肩接踵人鸭不分，还没吃完鸭子，服务员就像赶鸭子一样催着你快点走别占地儿。张铁志问我：不吃全聚德还能吃啥呢？我想了想，倒是有家爆肚，在普遍难吃的前门显得鹤立鸡群，可越是鹤立鸡群就越是人多得排长龙。因此，尽管前门小吃誉满历朝，最终我郑重推荐的，却是那家历史悠久的肯德基。

某国际连锁快餐名店最近也有志于振兴牛肉面。但他们的广告竟然直接牵出一头憨态可掬的牛，仿佛笑吟吟地说：“你要真牛的话，就快来把我吃掉吧！”

这年头我们的吃相怎么越来越穷凶极恶？

在台北台中台南，我最爱喝的就是各种酸梅汤。有一天在罗斯福路撞见一家“金陵酸梅汤”，不禁梦回南京：前不久我在夫子庙，我先是吃了一碗鸭血粉丝汤，吃着吃着看见店家有个大招牌，郑重宣告：本店绝不使用增稠剂，我虽然很愿意相信这家老板的诚意，却再也不敢吃南京鸭血粉丝汤了。至于金陵酸梅汤，夫子庙好多酸梅汤大概是可以无限兑水的吧，喝了不吐就不错了。金陵酸梅汤不在金陵，早就飘洋过海去了台湾。

辛亥百年，凤凰卫视采访百岁老人，有位老革命说：我们一直是臣民，不是公民。

请允许我不奢谈革命，只谈吃喝，也请允许我不奢谈公民，只谈平民庶民，不奢谈大江大海，只谈谈一碗牛肉面一杯酸梅汤的前世今生。

（刊于《财经》杂志）





























11/02/11--12:07: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chan 2090290)



                                              影子

 

这是岛屿还是江河，
这是海洋还是陆地，
究竟这是什么？
大地一片宁静，
仿佛所有生命都已熟睡，
独自在空中飞翔，
只听见苍蝇嗡嗡。
他历尽沧桑，头发变白，
时光流逝，几番轮回，
千行万行也无法抵达，
那无底深渊的尽头。
一道光闪过
他将抵达终点。
————《影子》

马木尔将他的iz乐队的新专辑命名为《影子》，以前多是沿用或改编哈萨克古诗和民歌歌词，而这次难得的，他自己写了两首歌词：《影子》和《你的归宿》。

 

游牧民族的歌谣往往就是一个动物狂欢节，所谓“马和冬不拉是哈萨克人的一对翅膀”，关于马的歌俯拾皆是，可马木尔极少唱到马，他曾经给我戴一顶哈萨克帽子，即便在酷热的夏天，哈萨克人骑马的时候也要戴，因为苍蝇喜欢围攻马头，骑马人也不得不用帽子来抵挡该死的苍蝇。但是你几乎不可能看到苍蝇飞进哈萨克歌谣。

独自在空中飞翔，只听见苍蝇嗡嗡。


马木尔并没有歌唱骏马和雄鹰，只不过以苍蝇表达生命的卑微和敬畏。

 

就像一个小小的脚印，一个又一个脚印向未知的大地延伸，iz是哈萨克语“脚印”的英文音译。

头发变白，音乐变黑。生于1970年的马木尔迄今正式出版了三张专辑，一张是2008年在real world出版的《eagle》，一张是2007年的同名专辑，以及最新这张《影子》。当然，还有十几张尚未出版的包罗万象的个人器乐作品。

 

马木尔是中国最重要的现代音乐家之一。没请IZ乐队，各大音乐节就不能吹嘘自己“囊括国内最好的乐队”。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民谣乐队，但民谣热并没有惠及他们，他们现在是牛逼的摇滚乐队，只是摇滚圈压根还不知道。

将近十年前，正是马木尔把冬不拉引进了北京音乐圈，吴俊德，朱小龙，张玮玮，张佺的冬不拉技艺多少都曾受惠于他，后来他有意矫正哈萨克音乐的刻板传统，淡化冬不拉在自己音乐中的霸权地位，更多玩吉他尤其是箱琴，而现在人们又发现，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贝斯手，无论是攒劲的韵律，还是漂亮的音色，乃至天花乱坠飞速切换的效果器，都玩得炉火纯青。

 

马木尔是巴萨球迷，有一次他指出：c罗是一个吉他英雄，而梅西是一个音乐家。马木尔的冬不拉技艺堪比梅西的过人技术，但现在他或许更像一个后卫，像皮克（"皮肯鲍尔"）那样，先稳住下盘和后场，然后暗渡陈仓长驱直入。我是想说，眼下的iz乐队是中国下盘最稳的乐队，他们的音乐有一种自下而上先抑后扬后发制人的气势，绝无仅有的双贝斯配置，加上一个无与伦比的充满泛音共鸣奇效的嗓音，像是来自大地深处的黑色矿脉。

听《影子》这张专辑，让我突然想到海子的诗句：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雄鹰

 

有关马木尔的刻板符号有二，一是”哈萨克雄鹰“，一是“沉默寡言的男人”。海报上一手牵着马缰一手托着雄鹰，威风凛凛；前些年在网上一搜iz乐队，就会冒出来一篇充满臆想的乐评，令人费解的一句核心评价是：“他们的音乐总是让人想到男人之间的一些东西。”不会是让人想到gay吗？呵呵，这只能说明误解误读有多深。

毕竟我们长期不了解iz的歌词，甚至连歌名都不甚了了——除了《黑麻雀》以及婚礼祝酒歌《加尔加尔》这样是个哈萨克人就能唱几句的“族歌”——直到世界音乐最大厂牌出版了马木尔的唱片，世人总算知道了一些歌名（英文的），但real world 又闹出一个大乌龙，专辑以同名主打歌《eagle》为名，但那首歌唱的根本就不是鹰，而是孔雀！

 

一手牵马一手托鹰，是哈萨克传统吟唱歌手类型萨勒-塞里的形象——萨勒-塞里是风流倜傥的侠客浪子，一边仗义疏财一边四处泡妞，属于哈萨克草原的视觉系兼华丽摇滚，但在十九世纪便已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阿肯。马木尔认为他的学生叶尔波利至少在打扮方面还有点萨勒-塞里的基因，但他自己和这个形象没有半毛关系。

尽管在哈萨克民歌史诗里不时有鹰影掠过，但翻阅五十年代陕西人民版和八十年代版文化艺术版的《哈萨克民歌》，却都没有找到雄鹰的踪迹，只能说雄鹰的形象在当代哈萨克阿肯中并不是很流行。那么最好还是把马木尔身上的“哈萨克雄鹰”撕下来，别再以讹传讹。与其雄鹰，不如苍蝇。 

 

符号化的单一形象易于推广，real world为马木尔量身订造的哈萨克商标经过了精心打磨之后，终于使马木尔从哈萨克走向世界，但它在为马木尔赢得世界名声的同时却也混淆了他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冲淡了其音乐的力量。

real world数十年如一日的流水作业，足以将民族音乐的河水“提纯”为世界音乐的蒸馏水。要么太罗嗦————比如添加吉他味精和女声色素，添加街头和广播采样以增加某种异域情调实地感，要么太干净————马木尔浑厚低沉的人声被削平了，仿佛小心翼翼地罩着一张面膜在歌唱。西方人炮制的所谓“世界音乐”往往就像一个国际旅行社，导游会帮你挑好景点按部就班地划好线路，唯恐你遇到危险或者不服水土，他能保证你安全舒适到此一游，但却总是破坏陌生的惊奇感。吉他和班卓在世界音乐唱片中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星巴克和麦当劳，假如说班卓琴王贝拉弗莱克(bela freck)和马木尔的对话还算有趣，那么吉他在《eagle》中，有时就有点像一个喋喋不休大煞风景的导游，而二胡简直是一个拉着游客衣袖兜售纪念品的大妈。

 

                                             脚印 

 

哈萨克民谣的新鲜水果就这样被制成了世界音乐的罐头。好在iz还录了一张原汁原味不含世界音乐添加剂的专辑，尽管仅用一天时间录制，却也大大弥补了《eagle》带来的缺憾，为自己的民谣时期留下绝佳见证。

iz早期绝大部分曲目是翻唱哈萨克民歌，纯粹独立创作有限。而这张同名专辑充分表现马木尔杰出的作曲和配器才华，只有三首是改编自民歌，有多达七首是独立作曲。同时马木尔一举复活了哈萨克文学与音乐地老天荒的姻缘，尤其是延续了阿山凯依鄂等古代诗人的精神血缘。阿山凯依鄂是相传十五世纪哈萨克汗国形成后第一位集巴克斯（身兼萨满巫医和民间歌手职责），吉绕（身兼史诗吟唱与参政议政功能）和萨勒-赛里（侠客浪子型歌手）于一身的艺人，也堪称哈萨克口头文学历史上第一位大诗人。像阿山这样的游吟诗人的作品绝大多数仅以文学形式传世，马木尔为其重新谱曲（专辑中有两首），堪称一大创举。“凯依鄂”是阿山的绰号，意为“悲伤”，秋声伴寒色，草木凝霜雪，悲伤的阿山在五百年之后与马木尔相逢

马木尔还曾经为另一位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哈萨克吉绕和抒情诗人夏里克孜谱曲，也曾从十八世纪吉绕大诗人布卡尔的长诗中节取一段谱曲。他对民歌的歌词偶或有个别改动，但对古诗原封不动，不单因为古哈萨克诗歌的诗意绝妙，还因为有的词句在今天的哈萨克语已经不存或者含义有变，更重要的是古老的严格音节和韵律不容打破。

 

这也是为什么马木尔一直对翻译歌词顾虑重重，至今仍排斥在专辑中刊印中英文歌词翻译，因为翻译出来的顶多是“歌词大意”，而几乎丧失全部韵律节奏之美，并且有些词不可能在中英文中找到对应。古哈萨克语带有浓厚的游牧社会生活色彩，太初有道，血浓于水，很多词蕴含了奇异的隐喻和音韵，今天甚至在哈萨克语中都在不断流失，更别说能够在另一种语言尤其是汉语中找到影子。

 

哈萨克语的丰富音节和押韵方式造就了马木尔歌曲的魅力，即使不懂词义，听觉上也能感到混融一体气韵生动过耳不忘。就像《飘动的精灵》，从译文看起来平淡无奇：“飘动在原野，草地的精灵，你就是奔跑的精灵”，但听起来却自有一种羚羊跳跃飘荡的节奏和韵律，不得不说，羚羊这种动物似乎是不属于汉语的。哈萨克语是一种典型黏着语，语音和谐规整严谨，没有声调，诗句节奏依赖于音节尤其是你元音，在哈萨克语中非单音节词素占压倒优势，使得韵脚和韵头十分丰富。这样的语言，在吟唱和说唱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也便于记忆和流传——这是一长串清晰可辨的脚印。

 

夏天在瑞士圣加仑音乐节，主办者竟以iz演的不是哈萨克民族音乐为由，拒绝支付演出费尾款。在民族音乐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他们不应该在一个世界音乐节上演摇滚乐，然而什么叫世界音乐什么叫民族音乐？这些模糊的标签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不管在器乐语言和音乐风格上如何千变万化，iz依旧牢牢植根于哈萨克古老语言传统，而这种语言本身是蕴含了丰富乐感的，不管如何摇滚如何前卫如何实验，iz的脚印还是在恒古如斯的哈萨克土地上。

 

确实，《影子》专辑显示了传统牧业的歌词与现代工业的音乐之间的分裂。马木尔难以用言语用歌词去表达破碎的当下体验，毕竟他不是真正的诗人，他难以磨砺出当代哈萨克语的利刃，也摆脱不了传统哈萨克语美的诱惑，于是歌词和音乐之间被划开了一道狞厉的口子(例如《摇篮》稀松平常的歌词内容和沉抑凶险的音乐的关系，简直是盐和砒霜），马木尔拉着我们一起纵身跳入深渊。这是有趣的分裂，也是马木尔深刻的矛盾。

 

                                              工业

 

九十年代末，马木尔首次来京，录了两首歌，收录于一盒拼盘磁带《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中。"工业化"被当成一个充斥着噪音与污染，令圣洁的心灵蒙尘的黑色背景，以衬托出农牧业时代圣洁无邪的挽歌——这往往是中国民谣的基本套路，某些民谣斗士还得寸进尺地把格瓦拉也拐带进来，底层的素朴被神化为一个万能的标准，用以抵抗来势汹汹的工业时代和商业时代。如果再贴上一个少数民族身份，简直是三位一体（无产阶级，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政治正确得一塌糊涂。

 

但马木尔本来就并非传统阿肯出身，并非以哈萨克传统民谣的面目出道，他最初组建或客串参与的都是摇滚乐队。火车同样会给这座大城市嗷嗷待哺的青年输送一种另类工业垃圾————打口唱片————马木尔同样属于打口的一代。冬不拉和红棉吉他从小给了他奶汁，而电吉他才令他的荷尔蒙像油田井喷。2003年乌鲁木齐老牌乐队”傀儡“来京，在无名高地演了一场，观众不足十人，其中包括吴吞和我，我这才发现了马木尔在冬不拉英雄形象背后的另一面：一个深受“血腥国王”乐队(king crimson)吉他手罗伯特弗里普（robert fripp）影响的摇滚乐手。

 

与其说现在马木尔是从民谣小河投奔摇滚怒海，还不如说，他是回到从前挖好的战壕继续变本加厉地攻城———他的目标更多的是城市，毕竟他从少年时代就已经走出奇台的牧场来到乌鲁木齐，虽然乌鲁木齐在蒙语里意思是“优美的牧场”，但它早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工业大城市。近十年前，同样来自乌鲁木齐的舌头乐队大玩越来越黑色越来越工业的风格，而当时马木尔正在创建一支一开始只是老老实实翻唱民歌的冬不拉乐队，将近十年过去，舌头的几位成员尤其是吴吞和吴俊德纷纷转向民谣，而马木尔却后发制人愈老弥坚地在工业摇滚的战场披坚执锐。

 

吴吞曾以一首《乌鲁木齐》为故乡祈雨，为那个古老的优美的牧场招魂；而马木尔直面的，是一个活生生赤裸裸的工业城市：铁丝网切割的垃圾场，尸横遍野的汽车火葬场，被侵蚀的牧场，被污染的河流，被噩梦惊醒的婴儿，拒绝回家的大地母亲。

 

杭盖乐队和阿基耐乐队都曾翻唱蒙古民歌《波如莱》——波如莱即摇篮曲，而iz乐队却将哈萨克的摇篮曲改编成一首令人寒毛倒竖的死亡摇篮曲，曙光的序曲迅速堕入黑暗的噩梦，变成一首死神进行曲，仿佛摇篮里不是婴儿，而是一具骷髅。

 

打击乐部分，iz完全师承德国工业摇滚巨匠”倒塌的新建筑“（Einsturzende Neubauten），张东（iz乐队唯一的汉人）用上了一个据说是部队用来装饭菜的大铁箱，以及电风扇，其鼓击也非常机械，这是新iz最为标志性的工业打铁之声。这样的工业小把戏会越来越多，比如电动剃须刀。
 
但如果说有什么缺憾，就是冷酷机械的工业敲击有时多少限制了节奏的张力，或者说在固定的节奏下曲式有时稍嫌拘束，缺乏一点纵横捭阖的气势，比如在《阿肯》中，马木尔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便在中间插入一段老阿肯的吟唱采样来加以弥补。

 

专辑中有四首歌是以前两张专辑里有的老歌，《阿肯》和《飘动的精灵》属于iz无论到哪儿都必唱的代表作。试比较一下《卡尔伽莎依》和《两条河》截然不同的版本：对于美女卡尔伽莎依，假如说旧版像一个小白脸捧着一把糖表白，新版就像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不动声色地抢亲；对于两条河，旧版歌唱的是往昔回忆中的河流，而新版直面的是现在被城市围困，如同困兽一般压抑躁动的河流。 

 

马木尔也不再像民谣那样浅吟低唱，可也不是摇滚的金戈铁马，他刻意不着调刻意含混，像一条浑浊的大河直扑城市明灭的灯火，最终在月光照耀下，河面像一块钢板一样平静。

 

他们的双脚犹如铁铲，在大地上留下了血印；他们不只在大地上拔草，也挖出了被掩埋的火车头。

 

                                              阿肯

 

阿肯就是哈萨克游吟诗人，准确地说是能即兴创作的弹唱歌手。阿肯至今仍然遍布哈萨克民间，但却不宜过分神化，今天绝大多数阿肯已经难以达到诗人的高度，而作为弹唱歌手，他们的即兴创作主要也只是体现在现场对唱赛歌也就是歌词的某些灵活运用上，在器乐方面，则始终以冬不拉为主，库布孜为辅，偶尔佐以口弦。 

 

那么马木尔是否算是当代阿肯？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这是哈萨克历史上空前，现在即使不是绝无仅有（哈萨克斯坦以及欧洲的哈萨克音乐家中也有非常现代的），也是极为另类前卫的一位阿肯，这样的奇才怪杰压根不可能进入研究阿肯和哈萨克音乐的专门学者的视野，这样一位实验音乐的狠角色也不可能进入学院派研究者的视野，对他们来说，似乎一个少数民族艺术家只应该提供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的标本。马木尔从未参加过民间弹唱大会，不善言辞的他不可能具备即兴创作歌词的能力，他的即兴创作完全体现在音乐上。这是一位承继西方当代自由即兴（inprovisation)音乐传统用以改造传统哈萨克器乐演奏方式，承继西方摇滚乐和学院派先锋音乐传统用以改编哈萨克传统民乐的魔幻现实主义阿肯。

 

比如他对冬不拉的推陈出新，远不只是改良琴弦，或者把它插上电而已，他玩的是一把充斥无调性和不谐和音的大逆不道的冬不拉；他还以对待吉他的类似方式，用效果器制造出冬不拉令人颤栗的音色，乃至撕心裂肺的噪音。冬不拉在马木尔和他的乐手手中，从一个贞女变成荡妇，从王子变成魔鬼。

 

库布孜拉出的噪音，承继于john cale，弓弦拉出的贝斯噪音，则受启于Thurston Moore等。一个小小的口弦在现代录音制作设备的帮助下，演成了一部气势磅礴的口弦交响。robert fripp 对马木尔的影响无处不在，不管是简约绵延的单音，还是《阿肯》中偶露峥嵘的“血腥国王”式音色。古琴在中国乐手中一度比较火，我的意思不是弹古琴，而是用吉他和贝斯模仿古琴的意境音色，而马木尔曾经干脆尝试把古琴的弦装到吉他里。

 

至于那些采样，以及那些潜藏在歌曲的荒郊野岭，犹如幽灵游荡的细碎噪音和电波，则体现了马木尔对学院派先锋的偏爱。在现场，他曾经采样过潘德雷茨基和斯托克豪森，甚至在纯冬不拉曲子《人类3》之中，还曾采样了一段 frank zappa 的交响乐，用以向这位在学院与摇滚之间来回捣乱的神人致敬。

 

中国摇滚史上，上一回出现这么多刺耳的声音和走失的音调的唱片，似乎应该追溯到1998年，no乐队的《走失的主人》。 

 

这张新专辑录音和混音上刻意避免精致秀气，而突出厚重乃至拙朴的质感，粗线条大色块，整体紧密如不可拆解的织物，如同一块飞翔的毛毯。马木尔骨子里属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摇滚，属于血腥国王，弗朗克扎帕，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倒塌的新建筑（Einsturzende Neubauten）......那个天马行空的伟大谱系。

 

对于民族音乐原教旨主义来说，马木尔始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叛徒。但这绝不是说他放弃了民族音乐，去民间采风依然是他的必修课，采风的领域也不只哈萨克，还有刀郎木卡姆以及柯尔克孜塔，吉克的民歌民乐。我的意思是，马木尔的家没有门牌号码，他的家不是什么两房一厅，可也不是一个帐篷，甚至不是殿堂和城堡，而是一座迷宫。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前几年访华接见过马木尔。哈国文化部长随后数次派人咨询马木尔是否愿意移民哈萨克斯坦，并开列了丰厚条件，马木尔一一拒绝。不过还是应邀去年访问阿拉木图，做了一次个人音乐会。纳尔扎巴耶夫这位终身总统以哈萨克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极为尊重和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文化部邀请了很多音乐家来看马木尔演出，不料他几乎没怎么唱哈萨克民歌，甚至难得开口，音乐会成了“一个人的交响”实验。最后一位老音乐家忍无可忍地喊："马木尔，来一个哈萨克的歌嘛！"
 
他于是总算唱了一个哈萨克歌谣：《克烈，你要去何方？》。哈萨克人分乃蛮、克烈、钦察等部落，马木尔属于克烈部落。“克烈克烈，你要去何方？我将骑马追赶你的方向！克烈克烈，你要去何方？我将化作雨雪出现在你的前方！”

 

至今哈萨克民间仍有非常浓厚的保守狭隘的部落意识，民族主义和部落意识本无可厚非，然而马木尔绝不愿意充当一个部落午夜守灵人，他更属于远方的曙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反之亦然，我更愿意首先把马木尔视为一位优秀的现代音乐家，其次才是一位哈萨克当代阿肯。在那首《克烈，你要去何方？》的后半段，他令人目瞪口呆地狂飙吉他，把一首原本的冬不拉民歌不断叠加成摧枯拉朽的吉他交响，仿佛策马撕裂地平线，仿佛封面魏籽的画中，那列动荡不安的火车，正驶过一座火山，进入一个未知的神秘的梦，大地有着被引爆毁灭之前的，令人窒息的寂静。

 

（刊于《南都周刊》，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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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00:31: 苦鬼走进新时代 (chan 2090290)



——评左小祖咒《庙会之旅2》，试听：http://www.xiami.com/album/464583

 

庙会之驴

 

帝国墓园的守夜人，旷世荒野攥出的一掌血，丑老、畸险、雄奇、荒蛮——山水长卷撕下的一块老树皮。一个一生下来就老了的人，一个含着煤气吐出朝霞的人。

 

这是我评论左小上一张专辑《大事》时写的一段话，尽管和新专辑相比，《大事》看起来只是小事，但用这段话来形容他，似乎显得越来越靠谱。

 

再一次，左小祖咒化身为庙会上游荡的爱的亡灵。1999年他推出第二张专辑《庙会之旅》（2004年又重新制作再版），时隔十二年推出《庙会之旅2》。而《庙会之旅》是左小卖得最差的专辑，很多如今才大赞《苦鬼》的人似乎忘了这首歌十二年前就有了，而他们恐怕至今也未必认同我十二年前对《庙会之旅》的评价：对应于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划时代杰作。“庙会”就是魔幻古国东方奇观，就是左小的文化和美学老巢，就是他的语言标志——如同他头上那顶帽子——既有别于“新长征”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化乌托邦，也有别于“伍德斯托克”这样的西方当代文化乌托邦，庙会散发着呛人的人间烟火气息，弥漫着驴肉火烧的味道，这是火烧连营火烧眉毛的现实，更是从历史深处发芽的一根老骨头，在世纪末的青天下开花，这是庙会的千禧招魂：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在二十世纪末变身大虫。

 

庙会也对应(对峙）于庙堂，对应于大国崛起的伟大地标——比如专辑封面上燃烧的cctv——而庙会之“驴”，笨拙而倔强地闯入时代“亮丽的风景线”，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庙会之驴”也可以被视为吴红巾对“左小祖咒”这个艺名的进一步自我解码：别忘了“祖宗的咒语”。

 

《庙会之旅2》堪称艺术介入现实的典范之作，但更重要的是，它顺着皮包骨头的现实一把摸到了帝国文明的穴位。这是”摇滚神父“的鬼故事，承接《庙会之旅》和《庙会之旅2》的是《苦鬼》，假如将这首左小的最佳代表作与《吹牛》，《我的儿子叫钱云会》，《钉子户》这几首放在一起，恍然可见怪力乱神，群魔乱舞，上天入地，“天不尿我我尿天”和“人民被迫投降”构成中国千古草民的两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王道垄断了世俗权力，而无权者的权力表现在要么走地下路线，在阴曹地府继续越级上访，要么大做青天白日梦，让孔老二张天师王母娘娘九天仙女为我打工。这是中国民间戏曲文学的两大永恒题材，对应于士大夫之“天人合一”，草民只能从天边外和地底下寻找出路：求仙无门，弃圣渎神——天不尿我我尿天；做人不得，做鬼也不放过——去阎王殿递京状。

 

《吹牛》牛逼轰轰，飞扬霸悍，在手法上延续了《北京画报》对民间弹唱说书传统的借鉴，《北京画报》借苏州评弹的调调讲唱现实，《吹牛》则取材于河南坠子大师郭玉章，第一段是照唱原词，第二段圣人神仙摇身一变为现实人物，简直是中国玄幻穿越摇滚的开山之作。

 

《姑娘，我偷到神的钱包》和《在公园行走》又构成两极，前者连神的钱包都敢偷，后者则像是一个被偷走钱包的傻逼呵呵心事重重的倒霉蛋，梦想跌进现实，只剩下“反正政府说了算”的自嘲。在由美国老牌乐队cowboy junkies——他们翻唱过左小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谱曲并制作的《在公园行走》中，左小用公园和学校的采样制造出白日梦魇，就连在公园散步也像行尸走肉。死神和幽灵越来越多地挤上左小的黄泉大道：谋杀，自杀，刺杀......在深受”不知生，焉知死“圣人教诲的国度，抛开死亡金属汗牛充栋的陈词滥调，极少有人像左小那样频频触及死亡，而那本是那些西方大神的招牌菜：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鲍勃·迪伦，尼克·凯夫（nick cave)......假如说在旧版《苦鬼》中，左小是一个撕心裂肺的抗议歌手，那么在新版《苦鬼》中，他更像是一个巫师在招魂，带领千万苦鬼边走边唱。《苦鬼》之后紧接《钱云会》，如此自然的天作之合！只能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生活远比艺术更神奇。《苦鬼》是艺术家版的《苦鬼》，而《钱云会》才是苦鬼版的《苦鬼》，“我投降在襁褓里，在出神地望着你”是诗，而钱顺南含混不清的”阎王殿递京状”才是真正苦鬼的语言，是“人民越级上访”这样文绉绉的书面语言的草民表达，这是天作之合：

 

人民越级上访
阎王殿递京状

 

如同罗伯特·约翰逊，伍迪·格斯里(woody gurthrie)，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鲍勃·迪伦他们从黑人灵歌，蓝调，乡谣获得灵感，如同崔健从花儿和秦腔获得刺激，左小从北方坠子，江南民歌小调，评弹，乃至乐清乡村的哭丧调，挖出了土地的秘密，像一个盗墓者，抱着尸骨和珍宝，让黑暗王国的幽灵大白于天下。

 

枭雄与草寇

 

一个成熟老练的艺术家通常善于在自己的作品之间建立“互文性”，也就是说建立某种血缘和礼法：父子，兄弟，君民。比如《皮条客》《大话喷子》和《吹牛》是兄弟关系，《正宗》和《吹牛》则是父子关系：从艾青唱到艾未未，从“我是逃亡又追逐在自由王国的一碗宫保鸡丁”，到“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而《方法论》和《钱云会》当然就是君民一家亲啦：写词的一个是江叔，一个是钱顺南，左小祖咒这头野猪就这样闯入中共党史，把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都拱进了万劫不复的摇滚史，让他们一起在中国摇滚革命英雄纪念碑上永垂不朽。

 

崔健更具英雄和公知气质，而左小祖咒更像个枭雄与草寇，但他也不是没有一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范儿，比如《钉子户》中引用“风可进雨可进皇上不可进”以及“沉默是邪恶的帮凶”这样的名言，并解构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爱国主义神话，但他可不是摇滚时评家，像《钉子户》开头的“坏人论”又是幼稚的。在《吹牛》中大过了一把哪吒或孙悟空的瘾之后，又接着登高一呼：“我要对这个国家负责"，”这是你们的地盘“。他的姿态总是恰好在草民和精英之间，他的角色更像是草民与精英之间的皮条客。

 

《庙会之旅2》恐怕是最能激起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兴趣的一张唱片，从知识分子那儿，他获得了两顶高帽，一是所谓唤起“中国文艺复兴”的人，二是所谓“报纸歌曲，时事歌手。”

 

然而，烦请牢记十二年前在《庙会之旅》开头的《皮条客》中，此人曾劈头盖脸宣布：“她不是诗人，她是个经营小时的，她不是歌手，她是个诚实的婊子。”在《苦鬼》中，他又唱出了对一个去工厂里偷块铁为弟弟换回一瓶乐百氏的妓女的爱。婊子有情，但诚实的婊子无须矫饰，这是一种肉搏现实，却并不凌驾于生活的思想和美学态度，对立于虚浮腐朽的文艺腔和知识分子调调。

 

一位很值得尊敬的记者如此赞美左小：“悲伤人民的悲伤，欢乐人民的欢乐，中国的新文艺会诞生于左小祖咒这样灵魂和身体的漂流者，中国的文艺复兴将被他们唤起。”这段犹如授奖词的妙语结合了苏芮和朱军，堪称小资文艺腔和官方语言的集大成，那其实恰恰是左小的反面。这样的大词有如万人坑，只能埋葬血肉丰满的细节和故事，在语言上人们往往中毒而不自知，成为自己本来要反对的东西，而左小恰恰是解毒剂。

 

从杨佳到钱云会，从上访到拆迁......左小紧跟时事创作，但这些歌绝非报纸歌曲时事音乐那么简单。新闻过眼成旧闻，而旧闻往往又和新闻如出一辙，这就是为什么鲍勃·迪伦年轻时喜欢去图书馆翻看一百多年前的旧报纸，去探究旧闻和新闻背后共通的社会和人性秘密。

 

用“网络歌曲”而不是”报纸歌曲“来形容左小的这类创作恐怕更为恰当，网络尤其是微博越来越影响其创作。微博时代新闻之推陈出新可以以“秒杀”来形容，热点新闻转瞬刷新，悲剧严重超载，苦难来不及回锅，新仇淹没旧恨，网络有如下水道，而抗拒遗忘和封锁的最好途径是调动艺术手段去见证，这就是为什么在新闻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纪录片成为眼下中国当代文艺最具生命力的领域，而左小正是从一部关于乐清事件的纪录片素材中，挖掘了钱云会八十老父的丧调冤曲，当新闻的交代似乎已经渺不可寻，作为补偿，这曲亡魂的千古挽歌给出了艺术和人性的交代。

 

从《我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专辑开始，左小作品开始出现新品种：不只表现在主题和题材上，而且还表现在歌词借鉴甚至直接照搬博人眼球的网络新闻标题，制造俚俗与诗意，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断裂和拼贴，玩转一个后现代魔幻中国，一个光怪陆离的时髦庙会。

 

与其说这是”以艺术介入现实“，还不如说是”以现实介入艺术“。生活总是狠狠教育了艺术，甚至篡位干掉了艺术。斯托克豪森曾宣称911事件是"一件大作品“，这令他饱受抨击，但最好是把他这句话，理解为对于现实篡位干掉艺术，现实比艺术更艺术的惊奇和反思。当陈光标在华尔街大发钞票的时候，也在华尔街发过钞票的行为艺术家情何以堪？于是，左小干脆将现实和新闻大块移植，嵌入歌曲和观念艺术作品，用奇观式的现实来给艺术充电。有趣的是，在和《庙会之旅2》一块推出的电影配乐作品集《我知道对方在哪一边》里，他还用诸如《人肉搜索》，《主角失踪48小时》之类来给纯音乐曲子命名，相当于给一盘又一盘素菜起上各色肉菜的风骚名字。这两张同时推出的唱片没多大可比性，假如说《庙会之旅2》像一部黑帮片侦探片，那么对《我知道对方在哪一边》这样一张春光明媚的配乐唱片，左小也非要搞笑地通过曲名将它意淫成一部黑帮片侦探片。

 

荒诞与狂欢

 

不管从底层道德立场还是从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出发，无疑都更迫切需要一个批判现实的抗议歌手乃至所谓“中国文艺复兴”旗手，如此火急火燎的现实容易让艺术沦为复印机和推土机，这样的时代，道德激情很容易冲淡审美的能力，爱的能力，幽默的能力——而这恰好是左小的非凡之处：愤怒和搞笑，复仇和悲悯，在其作品中如胶似漆不可分离。左小祖咒的非凡，还在于他在中国摇滚和民谣中大大扩展了人性的疆域，没有人像他这样触及时代在政治之外的另一种症候：无聊。左小首先固然是一台巨大的轰鸣的催情机器，从不缺爱情和奸情，悲情和畸情，但也有无情，高空跳水，却一头扎进沙漠－－冷漠，麻木，无聊，这也是他在作品时常触及，或者戴上的面具。

 

早在1999年他就在社会抗争之外表达了另一种世纪末情绪：“让我来帮你把时间浪费掉。”（《皮条客》），现在在《咖啡时光》中，在探讨社会政治的同时他又大大咧咧地道出：“没看到这里的人们太无聊？他们太需要一些刺激。”

 

悲剧往往被他改编为喜剧和荒诞剧。即便这张唱片堪称批判现实介入社会的经典之作，麻辣之极，可也有好几碟撒了白糖的凉拌西红柿。甚至一首严肃的政治歌曲也可以变成加了糖的口水歌：《咖啡时光》安排了一出与一位想当复仇侠客的哥们和谐对话的好戏，和《在公园里行走》一样，是以温情和搞笑来掩饰悲凉和绝望，与其说这是抗议歌曲，还不如说是维稳歌曲。

 

《钉子户》乍看应该一首抗拆斗士战歌，但是它的开头竟是一派喜气洋洋的云南艳俗风情，而高潮部分的“钉子户”合唱，情绪也远比愤怒要复杂，不只是抗议，还有乞求，疲惫，戏谑，自嘲，甚至有一个女声分明是在撒娇。当左小在微博上故意把这首歌说成”丁字裤“，请不要指责他老不正经，不要指责他转移革命方向，在绝望的抗争之外，他只不过想提供某种想象的虚幻的满足，“钉子户”排山倒海的合唱听起来与昔日红歌“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何其相似，十二年前，舌头乐队在《他们来了》一歌末尾曾经高奏过这段革命凯歌。

 

谁说苦鬼就非得苦大仇深苦逼到底？即便是投降也要酷毙：“你叼着烟地投降，跺着脚地想着窍门。”似乎很多人没注意到在如此悲怆的《苦鬼》中，苦鬼其实还有这么一副屌样。

 

走失的先锋

 

似乎一个老流氓从良了，但其实他只是越来越老练地掌握了杀人不见血的技巧。从制作角度看，从1999年的旧版《庙会之旅》到2004年新版《庙会之旅》，再到《庙会之旅2》，实现了三级跳。但在音乐上《庙会2》仍然没有达到《庙会》的深度：《庙会》是地下的，深不可测，《庙会2》则钻出地面，走向开阔地；《庙会》如一大块粗糙而结实的织布，找不到缝线和针眼，而《庙会2》像一件精心剪裁的衣服；《庙会》是一把撕下的一大块血肉，而《庙会2》像是用刀一片一片切好。

 

从四年前的《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开始，左小越来越依赖于midi和电脑来编曲，当然在当年《庙会》，郭大刚也曾起到后来陈伟伦等人的编曲作用，但十二年前的小作坊作业，自有一种lofi低保真的粗糙质感。不是说midi和电脑气息就应该排斥，而是说在音色和编配方式上，如今左小有时流于匠气和流俗了。

 

前三张专辑的那个左小，也就是真正走红之前的那个混世魔王，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在怀念从前左小的lofi噪音（尤其是《庙会》中左小吹的kazoo，克里斯汀拉的自制提琴，以及朱小龙的吉他，郭大刚的键盘）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左小走进新时代的各种新把戏新窍门，比如《苦鬼2011》的大提琴，感染力绝不亚于《苦鬼1999》中的吉他，比如《英雄的亲戚》的编曲配器比《庙会》还要妙趣横生（马木尔在此歌中的演奏和李带果在《你知道对方在哪一边》中的演奏一样味道特别），比如《钱云会》二两拨千斤的木吉他和口琴，更不用说《吹牛》在短短三分多钟里峰回路转奇诡酣畅，堪称苦鬼的最佳励志金曲！但是《吹牛》编出的鼓击音色实在配不上如此酷歌，但是《姑娘，我偷到神的钱包》的编曲也实在配不上如此诡奇壮丽的诗：吉他旋律动机音色像在模仿《像孩子似的倾听》，而女声合唱也不必要地为荒芜抹上一丝艳俗。

 

在技术上左小俨然继续走向最高处，但在美学上他还在山坡上歇脚，而上个世纪末他征服的那两座山头——《走失的主人》和《庙会之旅》——现在很多乐迷甚至乐评还只是敬而远之。在成为大众偶像和媒体宠儿的同时，他多少失去了一股把乐迷和媒体甩得远远的狠劲儿，把他们砸晕麻翻的狠劲儿。在音乐上，同时发表的配乐专辑《你知道对方在哪一边》反而比《庙会之旅2》提供了更多新鲜的细节。除了继续在现有框架内求新，左小或许应当考虑重组乐手合作班底，应当考虑重拾一些从前的畸零噪声，并且尝试进入他压根还没有真正进入的电音领域。从《我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到《大事》到《庙会之旅2》这三张，左小祖咒已经功德圆满套路已尽，应当再往上走，开启另一段旅行了。

 

而所谓跑调，其实纯属转移视线的伪问题，在这个伪问题上继续扯淡只能掩盖真正的美学问题。左小的唱从来都不是问题，甚至他霸气淋漓的唱词，他咬字吐词表达情感的非凡能力，往往足以掩盖音乐上的不足。《庙会2》又继续唱出新意：在《这个夏天你还没有离开我》中他像溺水的水怪探头吐泡，吹皱一江碧水；在《爱情的枪》中当陈升撑起漫天星光，他却像是夜幕低垂，最后一直低到深渊去，唱出一丝垂死般的悲悯；在《最高处》中他唱得像山巅明灭不定的野火，像弱不经风的枯草－－

 

天不尿我我尿天
天亦有情天亦老

（ 删节本刊于《南都周刊》十月）




12/15/11--17:36: 为死神鼓掌 (chan 2090290)



当时我正在百老汇电影中心看陈凯歌《黄土地》，突然收到短信：“苏格拉底死了”。一时百感交集，眼睛居然有点模糊，不知是被电影中黄土地苦难的歌谣感染，还是被苏格拉底之死触动。

 

《黄土地》虽然仅仅是二十六年前的片子，但胶片似乎已需要修复。如今看八十年代足球也像是一部青春残片，影像质素有限，并且由于摄影机太少摄影角度有限，当年巴西队令人眼花缭乱的足球似乎得不到应有的渲染。我记忆中1982年的苏格拉底是黑白的，1986年才变成彩色，这是电视在中国的进化史。而现在看视频1982年世界杯居然是彩色的，真不大习惯。

 

那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改变了我的童年，1982年的巴西队，或许还奠定了一个小屁孩的人生观和美学观。我当然是先知道足球的苏格拉底，后来长大才知道哲学的苏格拉底——他的一句名言“美是难的”，居然让我首先想到足球的苏格拉底：是的，1982年的苏格拉底展示了高难度的美，同时又是历经磨难的美。

 

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足球的狂热是被功亏一篑的苏永舜国家队被容志行古广明他们煽起来的。而1982年的巴西队，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对中国人来说堪称洗心革面。1982年世界杯使得中国人的体育观第一次多少摆脱了爱国主义，对我这样的中国小球迷来说，尽管古广明更为亲近，但苏格拉底才是启蒙大师。

 

但当年的资讯是多么可怜啊，事隔多年我们才知道苏格拉底并非真的是博士，他学历只是医学学士，只不过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doctor，这跟国父因为学医被以讹传讹敬称为博士是一个道理。直到现在他死了，我也才知道他酗酒成性，才看到他晚年的照片：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多，可是依旧缠着他在1986年世界杯标志性的发带——青春的标志。

 

我才知道他也弹得一手好吉他，也有过音乐梦想，退役后还曾打算组乐队。苏格拉底，法尔考，济科三大师其实和2002年的3r不一样——首先肤色截然不同——两拨人之间旋律和声颇有相似，但节奏完全不同，三位古典大师爆发力和对抗性当然不如3r，他们的球风更接近波莎诺瓦而不是桑巴，时隔多年当我听到那些波莎诺瓦经典之后，我联想到的居然不是伊潘尼玛来的少女，而是1982年的巴西队。

 

在那个压抑的严打年代，大街小巷时常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和血腥味，男孩们聚集在一起，除了赌博和群架，好像没有别的娱乐，直到足球忽然随着黑白电视机从天而降。那时候我沉迷于水浒的暴力狂欢和台湾校园歌曲的天真无邪，而1982年世界杯似乎多少综合了这两种美学：一种天真无邪的快意恩仇。

 

巴西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种侠之大美——那时候金庸还没开始流行。

 

2002年在日本，在巴西半决赛和决赛之前，我见过充当电视转播顾问的法尔考，尽管一个记者找球员要签名是很不职业的行为，但我还是管他要了签名——我腆着脸把自己当成了那个1982年的小屁孩了。苏格拉底退役后太平淡无奇了，世人很难见到他。而济科是最活跃的，但我也无缘遇见，看到他来深圳但中国记者围着他一个劲儿地问什么伊拉克队啊中国队啦，真他妈是暴殄天物。

 

我们往往是从一个人的死亡去倒叙去追溯他的人生，我很想了解更多苏格拉底的故事。但是网上成天充斥着中国暴发户要买阿内尔卡甚至要买德罗巴这样的爆炸新闻，但在我看来，这都是垃圾新闻。在八十年代初期，在那个资讯匮乏文化营养不良的年代，我们有着过剩的爱，近乎白痴的爱，我们对着足球对着苏格拉底们唱着傻瓜的情歌，而如今面对着垃圾和笑料成山的时代，我们有着过剩的讥讽。

 

我们已经很难把讥讽转化成爱，只好时不时追忆过往的爱。

 

民谣歌手张佺前几天发了条微博：“上海音乐学院旁边有个‘天天艺术’书店，古今中外各种音乐书籍教程唱片陈列有序。正在翻一本《六朝音乐文化》，环绕音响传来一个凄惨的声音，‘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擦干眼泪陪你睡’。”

 

六朝脂粉灰飞冷，满城尽是香水毒。

与时俱退的人啊，广陵散于今绝矣。

 

这年头皇冠比头大口水多过茶，媒体和球迷制造的皇冠跟制造的惨案一样多，比如中国媒体就制造了一个”巴神“的绰号，分赠巴洛特利和巴尔德斯，巴神之“神”既是神奇又是神经———这二位巴神一旦神经大条发作，又会被千夫所指，神魔之间一线天，当今足球的胜负压力已经大到甚至媒体急于宣布皇马应该为c罗找心理医生的地步，神人中夹杂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此时此刻，不禁令人怀念1982年巴西队在胜负生死面前的淡定大度。

 

那时候的足球挺慢，时间仿佛也过得挺慢，苏格拉底缺乏速度，缺乏爆发力，缺乏跑动，后来苏格拉底式的帅

才，从他的弟弟拉易，到里克尔梅，再到如今的甘索，都难以再达到应有的成就和高度，他们在高速对抗中显得越来越不实用。苏格拉底当年野鹤闲云，将球场当作一幅中国国画长卷，极目千里，但咫尺可抵天涯，以少见多，以慢治快，以虚击实，他最擅长制造霎那的空白，停顿，悬疑，令对手脑子突然短路而被秒杀。

 

那时候的巴西队带给我们无边的快乐，失败被无限推迟，而乌云尚在远方，即便罗西打入第三个球，巴西球员依旧不慌不忙赏心悦目，而场边的巴迷们依旧歌舞升平，直到终场哨响，一切戛然而止如梦初醒。然而那时候甚至连痛苦都带着一丝青葱，仿佛一场懵懂的初恋。

 

多年以后，失恋不断轮回，1982年夏天越来越像一个爱情故事和寓言，而爱情无非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它总是带着死亡的气息，而我们身处其中而不自知，总以为快乐无边，直到一切戛然而止恍如隔世。当然我们可能也惯用一种似乎无敌的唯美态度一种巧妙的自恋，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有时甚至是愚蠢的错误，比如，巴西队在罗西身上犯的错误，总不能说那是为了唯美，为了拯救全世界爱美的人们，才导致了这样严重的疏忽错漏。

 

但是不管如何，请承担一切后果，请输得起。

 

直到苏格拉底死后，我在录像视频中才发现：裁判吹响终场哨一刹那，意大利球员振臂高呼，而苏格拉底竟然在鼓掌，然后立马脱下球衣与对手互换。

 

他早就懂得为死神鼓掌。

 

他无愧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那位古希腊哲人临死前说：”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唯有神知道“。

 




12/31/11--03:00: 落叶满空山（评小河《傻瓜的情歌》） (chan 2090290)

《90年代》mv:
http://v.ku6.com/show/FsYorkosOulz37sd.html

《黑夜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和《寻人启事》可在百度听到

 

落叶满空山

 

《外滩画报》专栏

 

罗永浩说有一回做梦，梦见小河终于又唱民谣了，于是哭醒了。罗胖和我一样，曾经买过十张以上《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送朋友。时隔十年小河终于推出了第二张个人民谣专辑——《傻瓜的情歌》，但是这次我们就不打算买来送朋友了。配上画册、播放器和耳机，另附三首MTV，这张新奇的多媒体专辑售价高达488元。

 

动听之极的一张唱片。水在瓶云在天，不刻意不折腾，嗯，不实验。将小河的民谣硬说成是“实验民谣”恐怕是误会，小河的现场确实河水井水相犯，唱民谣时喜欢搞怪，但与其说那是什么实验还不如说是现场娱乐，调戏观众和自己，而玩实验时，当不少像罗永浩可爱多那样的保守乐迷打算掩耳而逃的时候，他又会忽然唱首民谣或流行老歌把他们拉回来。国内民谣中，小河堪称最为灵动自由的一极，但实验是实验，民谣是民谣，民谣好听足矣，傻瓜的情歌无须实验，正如泡妞不必排练，在小河里你可能摸到鱼，以及童年的小鸡鸡，但是确实没有核潜艇。

 

12首歌就像画册里小河画的12片树叶一样简单，美好。

 

假如说两年前的双CD专辑《身份的表演》过度承载了实验的野心，那么这一次他想证明的或许仅仅是老掉牙的爱情。小河的非凡之处在于他的音乐动机总是说来就来，说不来也来，火花四溅，简直是一个动机批发商（艺术空间The Shop就曾将小河的一个音乐动机拿去卖）。但是《身份的表演》并没有达到小河应有的高度，吉他和人声的实验稍嫌光有动机却没有把动机充分展开。《身份的表演》像个未完成甚至胎死腹中的“胚胎实验”，而《傻瓜的情歌》从嫩芽到叶子，它的青葱恰恰是最动人的。别苛求它不够精致不够丰富，本来这一次他就无需较劲，小河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老妖精，成功地让自己回到一种稚拙甚至残缺的状态——或者说就是爱情中的傻瓜状态——就像是一座黑森林释放出一只鸟儿。

 

《傻瓜的情歌》玩了一手新鲜的民谣演奏制作方式。用一把古典吉他来弹民谣，不只在音色上，在弹奏方式也借鉴了古典吉他的技法（比如《月儿曲》就是一首古典吉他曲），其他则全部交给了电脑、软件以及midi键盘。近些年小河作为一个牛逼制作人，早就从制作周云蓬的两张专辑中积累了玩软件和midi的丰富经验。在周云蓬的《牛羊下山》中，小河还从网上购买一些真的器乐演奏，这回就只有一把古典吉他是真的，以及《90年代》中的键盘——还记得美好药店首张专辑中，小河曾弹奏过两曲钢琴吗？他的键琴感觉相当不俗——《90年代》录音比现场好就好在多了这段凝重的键盘。


采样，以及吉他和人声的调变叠加，这都是小河的拿手好戏，氛围的铺排则让整张唱片弥漫着电影感（顺便说一句，小河在电影配乐方面的杰出天分还远未被迟钝的国内电影界发现）。而在音乐上最令我惊喜的，是《咯咕鸟》中各种信手拈来的声效，线条和氛围呼之欲出，空山鸟语，万籁俱灵。像这样的无词谣曲，和十年前那首妙不可言的《郭龙所指的那首日本歌》（其实未必是什么日本民歌，而是小河借机发挥）一样，才是“最小河”的，它的味道不属于中国传统民歌，可也别无具体根源，自由的童话属于一只无枝可栖的傻鸟。

 

《寻人启事》似乎更应该放进美好药店的专辑，它从情歌的后花园悄然打开通往地狱的窄门。就像美好药店的《老刘》取材于北京晚报关于一位老人跳楼自杀的新闻，《寻人启事》取材于中国寻人网，完全实录的失踪者信息。与其说这是什么民谣的社会道德感，还不如说是小河一贯的对畸零人生的“重口味”：疯子、自杀者、失踪者……童年的秋千随着这首歌末尾那三声凄厉的“老太婆”突然荡进深渊，小河的神经像弹弓一样狠狠拉长，惊惧的鸟儿，纷乱的羽毛。

 

几年前美好药店第二张弥漫着浓烈的90年代气息，小河这次又把一首漫长的情歌命名为《90年代》。他并不知道崔健有一首不那么成功的歌也叫《90年代》。哪怕是“无能的力量”，崔健竭力要表达的也是某种胶着和焦灼的时代感，然而这种“你我同在90年代”的集体意识却表达得苍白，毕竟他更属于80年代。而小河的所谓90年代情结究竟是什么？

 

是傻瓜的浪漫。实验与民谣的鸿沟对小河来说像跳绳（也可以说“跳神”）一般轻巧，从晦涩到澄澈只是一层纸：取缔形容词，充满了月儿风儿船儿这样简单到近乎童谣的词儿（这让我想到左小祖咒，在《姑娘，我偷到神的钱包》这样晦涩的超现实主义诗篇中，也会唱出“姑娘啊，我亲爱的花朵”这样白痴的比喻），也充满了阿呆的呓语和阿瓜的鸟语。

 

是上瘾的悲剧感。正如《不会说话的爱情》假如没有最后那句“从此仇深似海”会大为减色，《90年代》也唱出了爱情的虚妄迷惘。这首歌不可能像《不会说话的爱情》那么脍炙人口——或许很少有人有耐心听长达11分钟如此平缓的情歌——更不可能传唱，但这是又一首情歌杰作。“我们坐在漆黑的河边抽烟，车灯滑过照亮指间的烟雾……”与其说这是在抒发90年代，还不如说是对青春的告别。

 

是边走边唱。但不是每一个80后90后文青嘴里巧克力一般香浓润滑的“在路上”。90年代那会儿，小河周云蓬之流是四处流窜卖唱，而不是如今的全国巡演，更不是怀揣凯鲁亚克去大理。与电脑新世代相比，90年代更倾向于青草和大地，更倾向于野孩子的《眼望着北方》和小河的《德波流浪曲》。

 

黑夜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小河说这首歌的歌词是他做梦梦出来的，“我将成为一个将军，当每颗子弹都穿透那靶心”。小河在正定38军待过5年，早他几年我在同一个部队也待过一个月，我们都当过哨兵，在星空下守护将军的梦魇，掩护逃兵的逃亡。

 

而幸福就是从梦中哭醒，笑醒。


 




01/12/12--15:37: 凤凰传奇 (chan 2090290)

那天晚上，星光现场陈珊妮演唱会结束半小时后，在旁边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金鼎轩，陈珊妮和乐手们静静站在门口等位，而金鼎轩始终播发着震天价响的凤凰传奇，觥筹交错，嘴巴和屁股轮回......忽然想起陈珊妮那首《一个只有屁股的人》：

 

他喜欢摘下许多星星/ 丢在公共厕所的马桶里面 /把他们冲掉或者淹死 /却忘了离开/ 变成一个只有屁股的人/ 我说快点冲水，也洗不干净他的嘴/ 哪里是他的嘴，其实无所谓 /为了一个只有屁股的人/ 知道自已早餐吃了什么，知道自己的晚餐变成了什么/ 不知道早餐的报纸是些什么，不知道自己变成晚餐的什么。

 

凤凰传奇这样的流行音乐，显然只有嘴巴没有屁股，如此一尘不染的歌，似乎足以让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也不需要排泄系统，社会括叶肌二十四小时不打烊分泌的全是蜜。不过凤凰传奇不像《爱情买卖》《香水有毒》那么俗烂，并且还打着民族风作招牌，因此卖得出高价，有个音乐节居然一齐请到了崔健和凤凰传奇，而凤凰传奇的价码还比摇滚教父更高一筹。

 

沈从文这么说凤凰：“古记称“有凤来仪”，“凤凰于飞”，让我们知道，这种理想的灵禽，被人民和当时贵族统治者当成吉祥幸福的象征，和爱情的比喻，也是来源已久，早可在三千年前，至迟也有两千七八百年。”“凤凰传奇”这个被戏称为农业小清新（准确地说应该是农牧业小清新）的流行组合，完全可以把沈从文对凤凰的解析套在自己身上做嫁衣。

 

这就是流行歌曲用一层又一层糖衣包裹的桃花源。

 

凤凰传奇和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当然并无关系，不过，谁都愿意把沈从文的家乡当成一个吉祥幸福的爱情桃花源。

我是十二年前去的凤凰。那会全国四处飘荡还珠格格，如同如今四处飘荡凤凰传奇，只不过一个闭塞的小县城会把这种流行度又放大十倍，远不只是在电视上，而是从购物袋到大巴无所不在，以至于你会以为赵薇已经成为凤凰的形象代言人。然而，乡民家里贴的毛主席华主席像，几十年不变，估计现在仍然好好地贴在墙上——本来人家就是灭掉还珠格格封建王朝的革命家嘛。

 

似乎每个文人去了凤凰都得写篇作业向沈从文做个交代。诗人庞培曾写他在沈墓前跪拜三次，那是长河落日般的诗人情怀。我找沈从文的墓找了好久，后来问了一位农妇，她随手一指：就在她家后面的小山坡上，小山坡上炊烟缭绕，没有比农家黄昏的炊烟，更能把人带回古老的中国了，沈从文的时代历历在目，在他墓前，我脑子里奇怪地闪过沈从文小时候上学的情形：每个小孩都挎着一个篮子上学，篮子里有课本有午饭，还有几块石头。猜猜石头用来干啥？砸野狗？没错。因为街上与河边杀人如麻，野狗吃惯了人肉。

 

沈从文的文字清简蕴藉，而有些作家写起凤凰来就好像凤凰在发大水，还记得一位散文名家末尾的抒情：“凤凰啊你是那么的美，美得就像一首歌的不同声部。”且不说“一首歌的不同声部”未免令人费解，很奇怪为什么散文名家看到的凤凰美得一塌糊涂，似乎凤凰满大街都是翠翠（《边城》女主角），而我见到的是却只是铺天盖地的小燕子赵薇？为什么去凤凰的路上，每隔几公里我就能看到一块“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的路边标语，而美文家们仿佛都是一尘不染直接从文学史空降沈从文故居，直接在他老人家家里焚香沐浴更衣净手，写下一篇又一篇凤凰颂？

 

越是熟悉沈从文，就越不知对凤凰该如何下笔。凤凰到处都有学画的学生，在对着被黄永玉画腻了的吊脚楼没完没了地画。但是，那一块块“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的标语是比黄永玉更为有力的当代艺术，或者说“严厉打击车匪路霸“其实就是湘西那一幅残山剩水，那一幅千载长卷的名字！

 

顺着学生写生的视野望去，很容易获得沈从文小时候的视角：躲在大石头后面，偷看河边一排排地砍头。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还不妨想象一下沈从文写过的血腥一幕：一个孩子挑着竹竿去见官，而竹竿上是他父亲或叔叔的人头。

 

自问你丫究竟是看多了僵尸片丧尸片，还是看多了门户网站那些每日滚动播出的暴力新闻？抱歉，我无非是想让自己那颗脆弱的心好歹适应一下新时代：世界野蛮如故，人类嗜血如斯，撕开”凤凰传奇“那一层又一层漂亮的糖衣，你咬烂的，是一颗心脏，还是一颗子弹？

 

龙易被视为恶龙，而凤凰担着千古美名。不过，陈舜臣的推理视角有所颠覆，在《龙凤之国》一书中他如此阐释凤凰：“龙的形象过于杂乱奇特，却象征着和平，而单纯的凤反倒隐藏着狰狞面目。理想之鸟——这难道不是一味标榜自己，不包容他人的形象吗？”

 

或许，我们只有推翻凤凰原有的吉祥幸福纯情形象，才有胆识去面对一个恶浪滔天杀伐连天的黑暗帝国。如果连凤凰都他妈是狰狞的，那么在一张邮票上龙颜小怒一下又算个鸟？

 

2007年，在沈从文的凤凰，沱江大桥倒塌，64人死亡；2010年，在沈从文的凤凰，一名少女不堪受辱从天下凤凰大酒店跳楼身亡。湘西自古多匪，警匪一家也并不稀奇，然而如今，每个准备去凤凰旅游的自驾游车主都对凤凰的“警匪一家碰瓷产业链”心有余悸，沈从文在《凤凰》一文中彰扬的凤凰“游侠者精神“早已荡然无存，陈渠珍（沈从文曾事从于他）那样的大侠若见到如此鸡鸣狗盗之辈又能如何？

 

2011年11月，北京宋庄睎望艺术馆搞了个叫《凤凰西去20000米》的展览。其中《权益互换空间》是以396元从两位性工作者手中买来她们的包，以及生活用品包括劣质安全套和阴道消炎药等；《送性福下乡》则是两间从凤凰乡下原封不动搬回来的两间村妓的房子：墙壁上有小孔，村民偷窥一次一块钱，圆房一次30元。嫖房老板介绍说：他的嫖房开了16年了。“邓小平来了强奸犯少多了，毛泽东时候强奸犯要多得多。” 作家野夫看了展览后感慨：“沈从文笔下的隔绝、贫困和落后依旧，而当年那种良善、本真和干净却没有了。”

 

沈从文写过船妓，写过会唱党歌军歌抗战歌的妓女，却没见写过这种赤裸裸的村妓。如果狠一点，这两间嫖房不妨就命名为——“凤凰传奇”。

 

村民尚需一块钱才能偷窥，而网络时代的子民自由免费万岁，我们每天饱览新鲜热辣的性与暴力：强奸以及道德强奸，杀人以及道德杀人。当年沈从文写血腥暴力，平淡节制，丝毫没有猎奇或矫情的渲染，而在网络时代，一切都似乎堂而皇之地发生在每个人卧室或办公室：不管是卡扎菲爆菊，还是凤凰女跳楼。

 

几个月前在成都，在谠鈀街著名的“侨一侨怪味炒”，我和两个朋友边吃小龙虾和鸭唇，边看电视——这社会新闻节目实在让人欲罢不能，自杀的现场转播！有个中年男人爬到电线杆上，于是警察和记者都来了，警察铺气垫，记者架长枪，观者如堵。我边看边嘀咕：不会真的把自杀情景也播出来吧？怪我少见多怪，说时迟那时快，在电视里外一片惊呼中，一个人从天而降一声巨响，成都电视台悍然播出自杀血腥镜头，还没忘补上一个特写！美女出镜记者当然也没忘记采访目击者，一位环卫工人阿姨已经泣不成声，记者的话筒依旧不依不饶。最后这个新闻节目以美女记者语重心长的话结束：请珍爱生命。成都是美食之都，但是在成都，我见到卖青蛙的贩子当街一边活剥青蛙皮一边吆喝兜售。也是在成都，我目睹活人变死人的全程电视录播。

 

比这更登峰造极的是深圳联防队员强暴案中的媒体：“请问妈妈被强暴的时候你去哪里了？”我们每天都在互相强暴，这种无形的暴力就像酸雨和毒雾，渗入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眼睑。

 

神奇的土地，嗜血的狂欢，我们是要坐在马桶上仰望星星，还是把星星冲进马桶里？

 

大一的时候听过巫宁坤先生关于沈从文的一个讲座。巫先生回忆起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北大荒劳动改造，常常和一位也曾受教于沈从文的小伙子一起，在零下四十度的修堤工程之余朗读沈从文。讲着讲着他突然哽咽语塞，随之又大笑，学生们跟着哄堂大笑。

 

那时候我不大懂巫宁坤先生为何在课堂上如此又哭又笑，现在懂了。如今当全国人民成为全国人民的笑料，当全国人民成为全国人民的噩梦，当全国人民成为全国人民的渣滓，再面对令巫宁坤百读不厌哽咽不已的这段沈从文的文字，试问，你心中如何才能毫无渣滓？你如何才能去爱？——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




01/17/12--00:06: 敬惜字纸 (chan 2090290)

母亲是造纸工程师，小时候家里总能试用母亲带回来的刚刚出炉的新产品，尤其是卫生纸，那可是紧俏商品。我们从小就被搞分裂了，大人们总是教育我们要相信报纸上的话，可是转眼他们就拿着报纸去擦屁股；大人们会带着我们去游行，边喊口号边挥舞写着标语的五颜六色的小纸旗，可是游行一结束他们就纷纷把小纸旗扔掉。那是一个纸张短缺而又铺张浪费的年代。

 

与其说那是我的政治启蒙，还不如说人生忧患识字始——我是一边从古诗古文一边从这些小纸旗上学识字的，比如：长风破浪会有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四人帮死有余辜......对我来说革命游行的快乐仅次于春节，春节街上落满五颜六色的爆竹纸屑，而游行之后街上则铺满五颜六色的小纸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扫战场，挑选最漂亮的小纸旗抱一大捆回家继续革命。

 

小时候公厕里几乎见不到正儿八经的卫生纸，大多是报纸，甚至公文纸传单大字报，更不用说野外出恭的用纸了。这种斯文掩盖野屎的野史，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在1978年，曾经被美国来访的余英时先生不幸撞见，令他痛感“敬惜字纸”的传统已被践踏至此。古时候有惜字会（文昌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明清很多城镇街上都有惜字炉惜字塔，写着“敬惜字纸”。官府甚至禁止回收废纸用于制作灯芯雨伞扇子盒子卷烟，严禁用字纸来包腌肉，纳鞋底，严禁把废旧字纸当成原料去造纸。

 

但在“破四旧”的革命名号下，“敬惜字纸“的传统彻底完蛋。这远不只始于文革，早在内战时期土改时就轰轰烈烈开始了，孙犁写过作为书痴兼革命者的分裂生活，一边忙里偷闲读书，一边带领农民土改，看着战友和农民毁书焚书。解放后自然愈演愈烈，假如余英时先生看过郑振铎写于1956年的《漫步书林》一文，大概不会对1978年的斯文野屎那么惊诧。郑振铎说当初藏书家们只能去各地造纸厂甚至炮仗铺抢救古书——“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棉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鞭炮，会放得特别响。”如此说来，我小时候放的鞭炮，我捡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旗子，没准有可能是拿明版书做的，好酷哦。而我母亲的造纸厂那个化浆炉边，或许也常堆满古书，可惜对一个当年会把家里的书偷去换糖的小屁孩来说，古书显然没有鞭炮和革命旗子酷。

 

不知今日的电脑儿童识字读写能力是否真的会受电脑影响而下降，但作为革命儿童，七十年代我识字写字的历程真是饱经磨难，当时经常有一种恐惧，怕自己突然就不会识字写字了，因为文革结束后颁布的所谓新简体字（或者可以称作极简字）一度把简体字又打了个稀巴烂，简体字刚学会，又被迫要学更新更简的简体字，这种简体和新简体之间混乱的纠纷在语文课上经常发生———当然也祸害全社会。布告栏，阅报栏，还有街上的大字报，以及游行的传单纸旗，有一阵齐刷刷全是些怪异的新简体字，我家对面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布告栏是重灾区，于是至今一想起新简体字，我好像就闻到一股枪毙犯人的血腥味。

 

出于一种小小的反叛心理，我会故意在作业中夹杂几个繁体字，甚至坚持用繁体写自己的大名，以此示威炫耀。当庞中华的钢笔书法俨然成为新时期启蒙进步标志，我却不好好学他，而开始龙飞凤舞自创一体，风格主要取法霹雳舞太空舞，向迈克杰克逊学习，倾斜三十度乃至四十五度。

 

虽然饥饿感也造就了我，但我毕竟仍然属于先天文化营养不足的一代。最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修订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教材（共１８本读本，覆盖１—９年级的基础教育）首次把繁体字的识读列入其内，并且全国有３０所实验学校开始实施。然而广东省政府近日又頒布政令，規定企業、商品名稱及招牌亦不得使用繁體字，否則將受到行政處罰。汉字的字形字体设计远远落后于日本，有关方面也开始借鉴日本，颁布试行一些新的汉字字形。语言文字政策患了神经紊乱症，毕竟汉字“革命”的历史伤口触目惊心。一个皮包骨头的饿汉，去寻些民国残羹和东洋剩菜，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过期粮票没用，荷枪实弹把守一个空空的粮仓也没用。

 

在普及汉字消灭文盲的同时，从字体到书法，到语言词汇，汉字之美乃至汉字之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沦丧。

 

沈从文及其学生汪曾祺对此都极为敏感。1948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谈写字》，捍卫汉字书法的艺术价值，他指出郑振铎的矛盾：郑曾认定写字不能称为艺术，“可是当影印某种图籍时，却乐于找朋友，以极飘逸悦目的字体，写他所作那篇序文。”沈从文称“郑先生大约只是觉得它与革命与利用学生无关，所以否认它有艺术价值。”实际上恰恰相反，要革命要利用学生，写字和书法不单不需要多少艺术，而且干脆跟艺术无关，甚至不妨糟践艺术：革命字体更讲究简单粗暴直接，有如红砖一样往你头上拍过去。沈从文以市招来观察社会，说大都会的旧牌号将日渐消失，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和财神庙的匾额，他说这是中国人五十年之内少不了的。现在早已过了五十年，中医和财神庙的匾额依旧少不了，但是在文革时，沈从文解放前的预言破产了，当时不单财神庙的匾额，连财神庙都被打砸抢烧个精光。

 

汪曾祺则感叹市招语言的衰落，十多年前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味珍鸡瞧，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

 

沈从文在解放前夕讽刺市面上全是伟人字和美术字，至今伟人字和美术字依旧统治中国，且不说伟人字，美术字是彻底沦为丑术字了。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出过一张叫做《上海市流行金曲十三首》的唱片，只在网络自由下载不做实体发行，却号召乐迷自由设计唱片封面，最有趣的是两类设计，一种是用民国老上海照片上的市招或布告字体，古雅漂亮，一种则是如今横行神州的各种丑术字，或者说是电脑字，顶马选后者为最佳封面，因为这更合乎他们故作三俗的恶搞气质。

 

民国市招在台湾香港延续至今，“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当然恐怕也杳无踪迹了，但在台北小吃店看到“古早味”的大招牌，以及用隶或篆亲写的菜单，还是涌起些许“古早”的感动，用台湾政客的古早词汇来说，深感“与有荣焉”。

 

在藏区，有一次看到一个庙宇前悬挂横额：宗教不忘政治，共建和谐寺庙。我驻足欣赏，心生暖意，无他，因标语用繁体书写，且带点隶书味道，实在太另类了，就不知这样的繁体标语是否符合和谐的法规了。似乎工商文化城管，都有权力要你换横额换店招。

 

街上充斥商家的电脑丑术字和官家的伟光正体两大类，社会本质一目了然：商业开放，粗骚俗艳，政治统一，正襟危坐。思想当然应该永远坚持伟光正的，但是否字体就非得千篇一律伟光正体？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当然也不仅仅被房地产商霸占，也有很多被各种莫名其妙的衙门割据——或者这就是所谓“占领舆论阵地”或者“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吧——从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到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到街道办，到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都有各自的地盘。库哈斯的大裤衩当然是当代中国地标——不管是大国崛起还是大国撅起——然而不要光看地标，还要看周边地貌，要看大裤衩周围林立的那些“树立奥运标准，举全区之力”之类巨型标语牌，这是一个更立体，悖谬，魔幻的中国景观：信仰在空中飘荡，在纽约和平壤之间飘荡。

 

商家招牌固然普遍丑乱，但公权力往往喜欢以影响市容之名强令改换整治，但其标准却无关美学，只规定尺寸，甚至不由分说统一要求更换，从奥运到亚运到大运，市招焕然一新，然而丑陋依旧，只不过又白费了无数银子而已。

 

有条新标语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标语文化当然是我国公共文化最突出最显眼的特色之一，它无所不在地占领公共空间，俨然是一个庞大的标语文化产业。这就是中国城市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硬：“至尊豪庭，绝版风华“与”文明城区，包容开放“眉来眼去，广告与标语惺惺相惜，炒完地皮之后，就得洒洒狗血再洗洗手，让灵魂跟着楼价一起升华一把啦，这是必要的遮羞布，也是事后烟。

 

这是无声的噪音，和交通梗塞的喇叭声相得益彰，越是堵车，这些标语就越是占据你的视线。越是cbd，标语越是大得吓人，大国崛起的范儿不只体现在摩天大楼，也体现在巨型标语。几个月前在台南，深夜走进孔庙上厕所，见厕所门后贴着一张小纸条，长几寸，宽一厘米。打印的字，写着：马英九连任总统，台湾未来更美好。这是我见过的最细小的政治标语，小得令我怀念祖国大陆。

 

最近官府钦定的”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八字估计马上会带动新一轮标语文化产业的发展。标语急需升级换代鸟枪换炮，一块红布嫌寒碜，有的便开始砌墙建橱窗了，甚至，吾国的标语口号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大屏幕时代。给我站住！等一等你的灵魂吧，在崇文门新世界大商场，只有我一个人煞有介事地默默抬头接受大屏幕的精神洗礼，政治布道和消费广告在大屏幕上搂在一块从滚滚人头上翻滚而过，那些神圣的标语仿佛在对物欲横流的人们施行电击疗法，但其实只是失效的狗皮膏药。

 

泱泱文明古国敬惜字纸的传统在二十世纪曾经裂开一个深渊，但从文昌会惜字塔到新世界大屏幕，我们对文字的迷信一以贯之，我们相信文字似乎有驱魔的神力，一经写出昭告天下便立竿见影天下太平。敬惜字纸和焚书毁书是分裂的两级，把写有字的废纸收集后集中送进炉火是斯文崇拜，可是将所谓淫书坏书也一并收集焚毁却又是道德清洁工所为。迷信和恐惧是硬币的两面，越是迷信文字的力量，越是恐惧文字的滋长，蔓延和失控，大屏幕标语和微博实名制，是这一硬币在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的新版。

 

波德里亚所说的“仿真”世界，当然也紧随全球化而扩张到中国，在中国城市街头，现实同样如同巨大的大屏幕，一一上演“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剧目，但在一个“普世价值”属于敏感词的国度，仿真世界和真实世界如胶似漆求合体，在全球化的仿真世界背后，依旧有一个本质不变的真实世界，一方面商业繁荣的街景如同大屏幕电影，另一方面商场的大屏幕滚动打出的标语口号则把你重新带回真实世界：

 

这样的真实世界既是吞噬所有热血和大便的——恐惧的黑洞，也是吞噬自身的——虚无的空洞。

 

标语口号的功能：让信仰，道德，自由，通通在空洞中飘扬。语言被权力劫持而失范，最终权力只好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比如大街上“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加强语言文字规范使用”这样的标语，除了让像我这样无聊的人，借此知道政府原来还有个“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到底还有何用？又比如十字路口的标语———”红绿灯下见文明，黄白线间显精神“，除了像我这样无聊的人，有谁会冒着走神被车撞死的风险停下来研究它美妙的对仗平仄？

 

有一天北京大雾，气象部门坚持说只是轻度污染，但是我的鼻子和嗓子都在酝酿暴动，过马路都看不清，幸好一阵风沙刮过，纸屑飞扬，我捏着鼻子眯着眼睛，依稀看到道路交通隔离栏高挂的崭新的横额，看到了希望和方向，横额上写着——“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口号就像文化荒漠的又一阵狂风，就像一场沙漠行动总攻的号角，只是让人再次看清尸横遍野的战场。官方之“文化大繁荣”，抢夺和吞食的是尸体，知识精英之“文艺复兴”，则是饿汉梦里的燕翅鲍。在梦和现实之间穿行的活人，要么做一个游击队员，要么做一个游荡者。




01/19/12--11:05: 无泪的老情歌 (chan 2090290)

家国梦断，儿女情长。

 

陈升常被这边的人误为台独。事实上他非蓝非绿，尽管蓝绿都买过他的《欢聚歌》去竞选，要说到两岸之间的所谓国族文化认同，他是台湾演艺界少有的对此抱有无尽好奇心同情心和创作实践的人。

 

这是陈升计划中的大陆流浪日记五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丽江的春天》。名字本来想叫《吉林的秋天》，无奈陈升一直就没去成吉林，只好改叫《家住北极村》了，而这源于十五年前他和乐手赵家驹，陈杰汉，杨腾佑，以及刘若英等人的黑龙江之旅。　

 

关于那次旅行，杨腾佑有一篇精彩的随笔，可以作为这张唱片的延伸阅读。

 

他写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位没穿上衣跪在街头的汉子，“在零下１４°的寒冬不断地用拳头拍打自己的身体、胸上，在他身上，有着一块块被拍过的红斑，而鸡皮疙瘩，就像崎岖的碎石路洒遍了全身。在寒冷的北风中，一个颤抖的身躯，带者求生的原始意念，骄傲地不肯倒下。我不敢多看他一眼，总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过客，是没有资格去打扰他的生活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胸怀去关怀这整片黄土是怎么了，只想，赶紧逃回千里外那片孕育我的泥土上．．．这算自私吗？”

 

这让我想到乐评人马世芳说左小祖咒《庙会之旅》中《我的儿子叫钱云会》是他二十年来听过的最震撼的歌，听完之后他只庆幸自己生在台湾。

 

“南方的江山太娇媚，容易迷失了我的眼。”《爱情的枪》）就是陈升的大陆的流浪图腾，这就是他为什么会跟左小结为并蒂奇葩：那是异质的蛮荒的血液带来的洗礼。陈升尽量敞开胸怀去关怀这整片黄土，但也只能是以旅人的视角，如果说《丽江的春天》让小资文青感同身受让丽江旅游部门欢欣鼓舞，那么《家在北极村》跟东北的关系就实在有限。跟我去北方吧——这更多是出于励志的豪情，而辽河，漠河，北极，也只是升式情歌的新背景，只不过这样的背景，更衬托出了爱情的凄美，人性的寂寥，历史的荒诞。

 

上一张专辑《是的，我在台北》是陈升多年来最具音乐野心和社会批判锋芒的专辑，从说唱到念咒，从升式情歌到街头小调，从励志摇滚到拉丁舞曲，天花乱坠子弹横飞。而《家住北极村》老实多了，在编曲上恪守键盘和弦乐的配置底架。如果说《是的，我在台北》是一架绞肉机，那么《家住北极村》就是一碗鱼丸汤，手工，鲜美，原味，郁可唯是葱花，刘若英是香菜。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放胡椒和芥辣？为什么是左小祖咒？随便换个人对唱，《爱情的枪》和《加格达奇的列车》都会更流行吧。

 

左小已经连续三年参加陈升跨年，第一次去的时候，陈升在台上宣称他也要学习左小，也要”打死汉语“。果然从上一张专辑，陈升开始把左的歌词拼贴进自己的歌，并且染上一点左式话痨；而这一次开始“打死歌手”：和左组成“甜甜合唱团”（其实应该叫咸咸合唱团）。这堪称华语音乐史上最怪咔最难听的男声二重唱。《爱情的枪》还好，陈升高音荡气回肠，左小相对低调衬托，交相辉映；而《加格达奇的列车》则是一场有预谋的车祸。在北京录音时我在场，当时的版本陈升唱的挺正常，而最终这个版本完全是在迁就左小，如果说一个是真的不会开车，那么另一个就是有意醉驾飙车。请设想一下如果是刘若英顶替左小来唱这首歌会如何。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主打歌叫《爱情的枪》了，左小就是一个携枪逃亡的亡命之徒，而陈升就是他不要命的司机。要不是有左小这个坏榜样垫底，他也不会在《老情歌》末尾满不在乎地失声。

 

好在有郁可唯和刘若英两位漂亮女交警将他抓回来。《月儿几时圆》式的戏曲民歌调，和《我曾爱过一个男孩》的芭乐（ballard）味，是升式金曲两大招牌。《滚滚辽河》是老兵爱情悲歌，《家住北极村》是归人思乡曲，不过似乎是专辑最平淡甚至平庸的一首。《别告诉妈妈》则是政治情色讽刺小调，不过别以为说的只是朝鲜。《像父亲那样的人》有着流血的真实，在张楚的《姐姐》之后，我没听过如此直指父亲伤口的冷酷的歌：“当我已经成熟洞悉你的时候，真该赏你一巴掌的，因为你还在为自己的迷惘找借口。”

 

专辑中容易被左小祖咒的话题性，被刘若英郁可唯的可听性冲淡的，是《老情歌》，这或许才是这张专辑的冠军歌曲：除了唱错了两个字——邂逅唱成邂gou，蹒跚唱成man跚-——以后在现场升爷可否改过来？据说《老情歌》其实是送给那位大胡子大胖子的——-他曾经被抓去减肥。《加格达奇的列车》，《爱情的枪》和《老情歌》，陈升这几首情歌扯起破锣嗓子高歌的，其实也是友情。

 

那些不喜欢不理解陈升为何要找左小祖咒合作的升迷，并不了解陈升的另一面，不明白左小其实是陈升在对岸给自己找的一个失散多年的亡命帮凶，甚至，左小就是陈升在大陆走失的一个老幽灵。

 

《爱情的枪》隐约可见《血染的风采》的影子，在八十年代《血染的风采》曾是红遍两岸三地的最红的红歌，那会吴红巾还在当兵，陈志升也刚刚出道，《血染的风采》成了他们难得的可以共同抓住的历史的辫子，青春的尾巴。《爱情的枪》歌词被左小改了一个字，“借我那把枪吧，或者借我几毛钱”，他改成五毛钱。

 

于是台湾人写出了这样一首红歌，一首既荒诞又励志的红色情歌。

 

突然，想把罗大佑的《爱人同志》，崔健的《时代的晚上》，左小祖咒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陈升的《爱情的枪》，这四首歌连在一起听。


（《外滩画报》专栏） 

《老情歌》试听：http://www.xiami.com/song/1770692694

Won't you feel that rock is cold.
　　Rock is cold enough to rule the world.
　　You don't know you'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Yes, rock is cold enough to rule the world.
　　
　　他不曾为爱情而悲伤
　　爱情不过是幸福的罪
　　他不曾尝过有唇印的酒杯
　　走在哗笑的街 仿佛是一厢情愿的邂逅
　　他没有说 他什么也不说
　　就唱着那首干瘪 的老军歌
　　那样的汉子啊
　　路人都哗笑的走开
　　听说他再也无法流泪 一定是秋风撕破了夜
　　蹒跚的从阴暗的幽谷走来
　　变成汉子类的废墟 无泪的老情歌
　　如果有天你遇见了他
　　请你对他说明白
　　
　　Won't you feel that rock is cold.
　　Rock is cold enough to rule the world.
　　You don't know you'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Yes, rock is cold enough to rule the world.
　　
　　听说他踩住旅店的台阶
　　台阶上有死亡的灰
　　是蹒跚又坚定的步伐
　　从来没有怀疑他的对
　　是谁说他从来都不伤悲
　　在委婉的秋风里我分明
　　听见他用灰暗的嗓音唱着
　　那首无泪的老情歌
　　啊 无泪的老情歌
　　听说他又过了几条街
　　就从此就再也一去不回
　　他总是唱起那首无泪的老情歌